红军西路军远征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问题虽然未被当作绝对的研究禁区，却一直被视为敏感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西路军的认识和评价。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就西路军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从公开报道的材料看，他的讲话并不长，可以说仅是寥寥数语，却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新意迭出、情理交融，为科学认识党史问题树立了光辉典范。西路军远征是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西路军的精神同红军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路军问题的重要论述，不仅有益于深化对西路军本身的认识，而且有益于深化对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的认识，还有益于从中汲取党史研究的正确理论和科学方法。

第一，西路军问题长期被视为敏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没有刻意回避这个敏感问题，而且亲自从北京跋涉千里到河西走廊一隅的高台县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主动论及和评价西路军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在正式公开场合肯定西路军历史功绩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

责任担当是指扛起自己的使命，不回避困难，不逃脱责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一百多年来，正是在责任担当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阔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责任担当精神的楷模。在陕北插队时，年轻的习近平就展现出“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品格。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在“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的“政治风险”中“冒尖”，力排众议推行“大包干”。在福建工作时，他又顶着政治风险，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责任担当，探索当时尚属敏感问题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浙江工作时，他冲破思想和利益藩篱，首倡“两山”理念、“千万工程”。在上海工作时，他勇立时代潮头探索城市管理新模式。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时，他是很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干部，有人担心他因锐意改革而影响政治前途。这些风险他不是不明白，但他没有私心、不图私利，因而不为所动、毫不退缩，切实将责任担当精神化为领导一方发展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不仅多次论述了责任担当问题，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全党践行责任担当精神的表率。2014年，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他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毅然挑起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全党树立了勇于担当的光辉典范。他非常注重发挥责任担当精神在解决急难险重问题中的关键性作用，着力以责任担当精神破解一些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前，腐败问题高发，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道巨大的难题：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几乎被视为“铁规律”，反腐败会得罪人、对自己没好处的“潜规则”也几乎尽人皆知。这些“铁规律”和“潜规则”有一定市场，不少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否会铁腕反腐持观望乃至怀疑的态度，有的甚至认为不可能在反腐上“搞大动作”。习近平总书记却多次旗帜鲜明、振聋发聩地指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四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情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对腐败分子，我们决不能放过去，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党不负责任。他还说：“同革命先烈相比，我们的担当和斗争无非是多做一些工作，多解决一些棘手问题，多得罪几个人。把这些想开了，我们还有什么可畏难的，有什么不敢担当的？！”正是在责任担当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战胜了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所谓“铁规律”，打破了因怕得罪人而畏手畏脚的所谓“潜规则”，挑战了那些甚嚣尘上的所谓“不可能”。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的考察，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情况进行的。对于西路军这样一个敏感问题，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回避，二是直面。换言之，可以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作为考察对象，也可以不将其作为考察对象。他不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甚至不会有人意识到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不仅特意跋涉到偏远的高台县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而且主动发表了精辟的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他是第一位不远千里去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充分肯定西路军的英雄业绩，将西路军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视作与长征精神一样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甘肃高台之行创造的这“两个第一”，是他强烈责任担当精神使然，也是他清醒认识担当与风险之间辩证关系的必然结果。他曾经说：“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相反，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他还勉励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进入新时代？为什么能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有这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责任担当精神。治理党和国家需要这种精神，研究党史、宣传党史、出版党史著述也需要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解放不了思想，也不可能有非凡的重大创新。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责任担当精神，在党史研究中不回避敏感问题，着力开创党史研究和宣传的新局面。

第二，责任担当精神从思想理论层面而言，就是敢于和善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西路军史这样复杂的问题，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排除各种无稽之谈和荒谬言论的干扰，根据西路军本身的事实判定是非曲直；也才能超越既有认识的水平，从长期流行的各种各样不尽科学的说法中走出来，提出崭新而科学的见解。习近平对西路军的正确评价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他能够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又是善于解放思想的生动体现。

我为什么有上面这番感慨呢？因为我考察过西路军，西路军血战河西、惨烈覆灭的悲壮历史的许多情节还历历在目；有关研究西路军史常遇“艰难险阻”的信息还不时充耳。据说，有的部门对西路军问题把得很紧，认为这是党史的“敏感区域”，文章一般不许发表，著作一般不让出版。2016年出版《长征行》增订本时，我“冒险”加写了关于西路军部分约有10万字的内容，还加写了其他内容，努力使读者对长征全史有一定了解。我加写的西路军部分，尽管个人认为没有超出我具体主持编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基调，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变化也令我惴惴不安。书稿要送审，能否通过审读，我一点把握没有，只能听候结果。我很感激我这部书的审稿者。书稿审查通过了，我真有一块石头落地之快感。如果换一个不同意我的观点的审稿者将其卡住，我也毫无办法。所以那时，我感到非常幸运！有朋友告诉我，所有讲长征的书都只写到三军大会师为止，唯有你的《长征行》增订本写到西路军才画上句号，真有胆量。我没有做调查，不知是否如此。即使如此，我加写西路军也不是比别人高明到哪儿，只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我认为，在长征会宁会师时，中共中央让长征时原左路军一部西渡黄河，是实施宁夏战役的战略部署。这有中共中央文件作证，为什么不应该将西路军征战河西作为长征的尾声呢？讲长征全过程，不写西路军，长征就没有画上最后的句号，也对不住参加过长征又继续西征的壮怀激烈的两万多将士！

为什么讲红军长征不能讲西路军呢？为什么媒体和出版部门不能对西路军史著述网开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西路军的历史比较复杂，在一般群众里过去的一些老的说法还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这有认识方面的问题，不难理解，也不可苛求。但是对于主管部门或有的负责人而言，不能说没有认识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思想不解放的问题。尽管批判“两个凡是”，强调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40多年了，但要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在具体问题上不搞“凡是”之类，并不那么容易。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2002年出版以来，中央从来没有发过文件不许出版研究西路军的著述。有的地区或者部门出于这样那样考虑而自行其是地形成了某种“潜规则”，使研究西路军著述的出版受到很大限制。这还是长期的那种陈旧观念——西路军是张国焘的产物的观念在作怪。对这个不正确的看法，中央早已明确地作了具体分析。党中央审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讲到西路军时指出：“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要“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严格区分开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台之行创造的这“两个第一”，对于我们党史工作者来说是思想的一大解放，也给我们树立了解放思想的光辉榜样。西路军的复杂历史对习近平总书记来说，难道就不复杂吗？当然还是复杂的，其复杂性是客观存在，谁也无法改变这个客观存在。但是，了解了来龙去脉，廓清了原委本末，把握住了它的本质和是非，就打开了破解复杂之门，因而就能创造上述“两个第一”，充分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功绩。这是两万多将士和他们的后代期盼了不知多少年的愿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实现了。就壮怀激烈的两万多将士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对于我们研究党史的人而言，过去那个并非“紧箍咒”的紧箍咒，也可以扔到太平洋里去了！我们应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深入研究党史。

第三，西路军问题涉及党史军史，牵扯国际国内，囊括人物事件，来龙去脉曲折，前因后果交错，头绪繁多，面相复杂，这是西路军问题争论不休的客观原因之一。科学评价西路军问题，需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辩证思维的学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路军的精辟论述，体现了他深厚的知识储备、辩证思维的学养。

对西路军的历史表态，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绝不可能“临时抱佛脚”，“现买现卖”，必须是长期关注、思考和研究，才有这样鲜明的立场、科学的观点和深厚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言简意赅、创新性地解决了西路军研究史上的重大问题，把对西路军的认识和评价提升到新的高度。

比如，关于西路军远征与红军长征、西路军血战精神与红军长征精神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脉相承”的定位，科学解决了西路军与红军长征的关系问题。

再比如，关于西路军历史功绩的总结和评价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有牺牲多壮志！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总书记对西路军历史功绩的这个评价，比我们研究西路军肯定其功绩的学者所给予的评价还高啊！应当说，我在《长征行》增订本中，对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非常肯定的，对其评价也是很高的，但也没有提到“不可替代”这样的高度啊！客观地说，学术界对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作出过各种各样的概括，但都没有从“不可替代”的角度予以考虑和阐发。一般而言，学术界对西路军历史功绩的概括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消灭了马家军2.5万余人，为西北解放提供了经验借鉴；二是牵制了国民党中央军，策应了河东红军作战；三是牵制了马家军，策应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四是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播撒了革命的种子；五是保存了骨干力量，走出了一批共和国将军和技术兵种。对于西路军的这些功绩，以往的研究多用“巨大贡献”一类词汇来形容，但没有从“不可替代”的角度考虑。其实，策应山城堡战役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河西地区播散革命火种，为西北解放提供经验借鉴，就是“不可替代”贡献的具体体现，但是学术史上从来没有将其概括为“不可替代”。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不可替代”的角度概括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可谓独辟蹊径、充满新意，非常具有启发性，把对西路军历史功绩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我很佩服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评价的高度和深度。他对西路军为什么会有这样高度的评价呢？除了上述责任担当和解放思想等因素外，还与他酷爱读书、具有深厚知识储备密切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就喜欢读书，五六岁时就阅读了《岳飞传》《岳母刺字》等经典书籍。他16岁到陕北插队，不顾路途遥远，从北京亲自带着两大箱子书，火车转汽车，汽车转平板车，将他视为宝贝的两大箱子书带到梁家河。梁家河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他吃不饱穿不暖，白天要上山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只能照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有时一直看到深夜才睡觉。为了不影响同一个窑洞的室友休息，他尽力用身体挡住灯光。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他对串门、聚餐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但对读书和学习却非常痴迷，遇到喜欢的书，哪怕饿着肚子也要把它读完。在七年的知青岁月里，他“有个针缝的时间都要读书”，靠着这种勤奋阅读了大量图书，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军事、文学等诸多领域。后来，他在地方工作时每每出差，车子里放着不少书，车子开得平稳时还坚持看书。他自己也说过，平时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读书，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看，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就连我们不少学者也自愧不如。这个差距应当尽量弥补，读书也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有了深厚的知识储备，再加上思想解放一些，不断增强责任担当精神，党史研究和宣传的力度绝对会有长进，学术定力将会大有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读书有个特点，既注重阅读，更注重思考，善于在对比分析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善于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努力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特别注重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著述，早在延安插队时，年轻的习近平就下了很大功夫去研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的认识，这需要胆识和勇气。到中央工作以来，他的多次讲话都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辩证思维。作为领导干部需要如此，作为党史研究人员也需要如此。哲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使人聪明的学问，教给人正确的思想方法，看问题辩证一点、多维一点、全面一点，作逆向思考、历史思考、发展思考。一句话，尽量减少片面性、直线化、“一根筋”、走极端。习近平总书记敢于对多少人不敢碰的西路军问题鲜明表态，不能不说，与他具有并倡导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有关系。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辩证思维，才能破解某些“死结”。对西路军问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这也需要辩证思维，不能只反对一种而放过另一种。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长期以来，那种否定“西路军转战河西，奋勇作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的观点，说重一点，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实质上就带有某种虚无主义倾向。因此，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辩证思维，对于深入研究党史和宣传党史、打开令人鼓舞的新局面非常重要！

第四，西路军历史既是一段客观的历史，又包含了无数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是革命志士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只有从情理两个层面进行阐释才能全面而科学地把握西路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性和情感两个层面看问题，既从理性认知层面作出科学客观的评价，又对西路军饱含真挚浓厚感情，从情感层面观照西路军，得出情理交融、寓情于理的观点。

在高台县，习近平总书记郑重瞻仰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向西路军革命先烈敬献花篮，真挚地表达对西路军的深深缅怀之情。他说：“我心里一直牵挂的就是我们西路军。”这句话字字千钧。“一直牵挂”说明总书记关注西路军问题很久了，对西路军历史很熟悉，感情很深厚，长时间以来就在“牵挂”它，早有要表达的意愿。他这里对西路军的表述不是纯客观的第三人称，而是选用“我们西路军”的第一人称，将自己摆进去了，与西路军融为一体，更加重和体现了他的思念之情。这句话值得深深体悟。“太悲壮了！”说明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使总书记很激动和震撼。

众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史，反复强调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他学习党史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不是将党史作为纯粹的知识来学习的，而是带着浓厚真挚的感情来学习的，有着很深厚的“党史情”。他出身于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一生追随共产党、追求真理的老革命。习近平总书记从小受到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可以说，他是在浓郁革命氛围的熏陶中成长为党的总书记的。他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共产党具有深厚的感情，不管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他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和动摇，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这种执着精神是多么难得啊！他对党的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地方考察，都要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没有使用“参观”这样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汇，而是用了“瞻仰”这个饱含敬意和深情的词汇，足以说明他总是带着深厚而真挚的感情来看待革命历史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习近平总书记把主要的地方基本上都走到了。他说：“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每次都是怀着崇敬之心去，带着许多感悟回。”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纪念场馆的讲话和行为，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党的历史的崇敬之心和真挚情感。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等革命纪念场馆。他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2016年春节前夕，他到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第一站就来到井冈山。他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在陈列室和忠魂堂，他凝视着开国元勋和革命先烈的照片，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他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他对着浮雕列数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姓名，感叹英雄辈出，也感叹大浪淘沙。他指出，建党时的每一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2019年5月，他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纪念碑前，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三鞠躬。他缓步绕行纪念碑，仔细察看基座上的浮雕，深情缅怀当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他说：“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2019年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他强调，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如果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讲话贯通起来看，不难发现，他对党的历史的感情是极为深厚并且一以贯之的。在这些讲话中，炽情跃然纸上，大爱扑面而来。通过这些讲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情厚谊、对革命先烈的真挚情感、对党的历史的无限敬重、对党的事业的那颗火热的心。做事情是否带着感情，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大不一样的，带着情感的温度做事情，会做得更真、更实、更深、更好。党史研究也是如此。对于党史工作者而言，党史绝不是所谓纯粹客观的研究对象，不能用冷冰冰的所谓“纯粹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党史。党史是由无数先贤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历史，就必定要求研究者抱着热爱的、崇敬的情感去面对她、走近她、拥抱她。换言之，党史研究是有情感维度的，只有带着对党的热爱，才能够真正做好党史工作。这与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科学精神不等于冷冰冰，客观公正不等于没有感情。只要不偏执、不走极端，带着对党的真挚情感，正确地学习和研究党史，就能客观地看待党的历史，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他以强烈使命担当、卓越政治智慧和非凡理论勇气，提出了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断，阐明了关于学习党史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求准确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围绕党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路军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就是这种典范生动而具体的体现。党史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榜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推动党史研究开创新的繁荣局面。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