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

有一天，何叔衡同志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着的一双还有半新。”

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到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叔衡同志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彝岭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牺牲。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我在出发前，虽想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想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想这些问题？这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地筑满了“乌龟壳”（注：敌人的碉堡）,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地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从毛儿盖到班佑，是所谓小草地，我们一共走了六天，每天大约走七八十里路。出毛儿盖向北行，路在半山腰渐走渐平坦，到七里桥约二十余里。路的左边，有矮小草房，约莫百十间，远望矮得好象不能容人进出的样子，到了跟前一看，人不昂头亦可以进去。这些矮小草房，听说是游牧人屯牛的所在，所以叫做牛房。墙壁是用小木杠支持，隔成许多格子，格内涂上一些牛粪，不很坚厚，色是黝黑的，在壁旁烧火，壁很容易被火引燃。内面除牛粪外一无所有，不知牧牛的人怎样居住。过这里以后，连牛房也看不见了。经分水岭，系沿着一列的小山头，转过了一个山头，又是一个山头，数目大约二十余个，下来才是草地边。

我们初听这个草地名字，以为不过是人烟很少，草木郁密的地方。谁知草地真是草地，在地上看不见泥土，只看见草和水，不但没有人烟，简直没有人迹，所以也没有路，没有树木。山上的树木也少，间或在绿茸茸的丛草间看得见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黝黑的牛粪。草在水中，确是长得茂盛。

我们所经过的只是草地边。有时走一段地方，两边都是不很高的童山，有时或只一边倚山，没有路。草是一丛一丛的长在水中，这一丛与另一丛中间，就是很深的水。丛草在水中枯了死了腐了，就在这腐草上面生长起新的草丛来。茂密的青草下面，是重重叠叠的腐草，浸在水里，不知经过了若干年月。所以走在丛草上，脚底下是软软的，但也有点滑，走时若不小心，一踏虚了脚，即没有踏在丛草上面，陷入丛草间隙中，要很费力才爬得起来，马竟有爬不起来的呢！山边也看不见泥土，也是重重叠叠腐草上生出的青草，走在上面活活动动，脚板觉得舒服。山上偶然有几片树林。我们宿营能找得着一片树林，那已是喜之不尽了。

离开毛儿盖，第一天，直到晚才走到草地边。我们在一处很好的树林里宿营。第二天也找着一处树林。以后几天，便是在灌木下搭棚子过夜。直到班佑，才在牛房里宿了一晚。有一晚在灌木下搭棚子，到夜晚找不着柴火，竟没有举火，只吃了一点干粮，就睡觉。

过草地边的那几天，天天都遇着雨，雨不小。脚在水草丛里走，不待说是湿的。有雨具的人身上稍好一点，可是带有雨具的人不多，没有雨具的人全身都湿透了。不下雨时天气总是阴沉沉的，风刮得厉害，气候冷，须着棉衣。我没有遇着一个熟习此地气候的人，不能一问，每年夏季，是否象我们经过的那几天一样，每天都要刮风下雨呢？在草丛上走虽有点滑，比走泥泞路还好得多。

色既坝是一条河水流过的地方，河两岸稀疏地长了些树木，两边草地宽广的约一二十里，据说坝有一百里长，我们走过的约四十余里，觉得这块地方很肥沃，为什么没有一户人家？将来人口繁殖，这个坝子怕不能听其自然了。

草地大约高出海面在五千公尺以上，所谓雪线地带，气候是很冷的。我们夏天从这上通过，尚非着棉衣不可。一入秋冬自然更要冷些。那里气候虽很寒冷，但草却能那样的茂盛，别种于人类有用的植物，一定在这个地方有生长的可能。不过我不是研究植物土壤学的人，不能详细来考究，行军中仓卒一瞥，也无暇考察。革命胜利后，有专门人才来这地方考察一次，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

十三个月的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尽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所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我现在要说的是长征中的女英雄。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时，原调有三十多个女干部，最大一部分是送总卫生部，几个有病的养病，四个有身孕的在那里休养，做工作的约二十人。卫生部检查了这部分做工作的女同志们的体格，认为不适合于远征条件的留下了五个人，那时候被留下的五个女同志是多么的不高兴啊（后来有两个仍跟随别部分到了陕甘，毫无问题）！移到麻地（距卫生部原驻地六十里）整备行装时，有四个女同志“打摆子”（江西称疟疾为摆子），也被留下了。她们一个一个的都哭着脸，要同我们一块儿走。实际上她们病了走不动，又没有担架，结果，就违反了她们的愿望。真正随军出发的还不到三十个女子。

长征中，只卫生部一个蔡医生的老婆掉了队，她不是调出来做工作的，调出来做工作的妇女，没有一个掉队的。

病得很厉害的女同志，在长途中锻炼了一下，转而健康起来了。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的。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将息了几天，经过草地，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值得讲述的，还是那些工作的女同志们。她们到卫生部是担任照料抬担架的民工和看护病员的工作，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认识的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民工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民工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伍都催赶快走，这时她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下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健强的，就只好代民工扛肩。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她们是那样的不怕困难，那样去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是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马一下子也没有骑过。也有一个女同志，在长途行军中组织上曾给她分派过十三次骡马，到藏民区时，她的最后的一匹马也滚到山沟里去无影无迹了。其实她这个人，有马自己也骑得很少，她扛担架，扶病人，在紧急时，把病人背上山去，都出过异常的力！

注：本文选自《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