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秘密训练学习通信

我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创建无线电通信前，是在上海学习的无线电技术。

1930年4、5月间的一天，中央特科负责通信的陈寿昌找我谈了话，他说，党中央了解到我在浙江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过电气专业，就决定通过江南省委把我从上海市法南区委调到中央特科学无线电，由他直接领导我们。到特科工作后，陈寿昌介绍两个青年(从湘鄂西根据地派来的)同我住在一起，学习、生活都由我负责。我们便在沪东华德路一带租到一个小前楼住了下来。陈寿昌先介绍翁瑛来给我们讲无线电技术。主要讲两本书：一本是电器工程的普通课本；一本是袖珍英语无线电课本。他从电器的一般常识讲起，讲无线电的原理和电子管、变压器、电阻等元件的作用；然后讲收音机、发报机的装配、线路与应用。讲完课以后，就让我们学着安装收音机，先装三个电子管的，后装四个电子管的、五个电子管的。那时年纪轻，手也巧，眼睛也亮，学得很快。以后又派伍云甫、王子纲二位教我们学报务，练习收发电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学习无线电，要时时隐蔽身份，提防狼犬般的特务暗探，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遭到破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发现房东老板是流氓，排场很大，来往人员很杂，就开始有所戒备。有一次他发现了我们装收音机，就凑过来探问，我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装个收音机听无线电广播。”不久，就又换了个住处，继续学习无线电报务，同时还学装15瓦功率的电台。我们对付房主流氓的办法，主要采取三个办法：一是一切学习活动保密，尽量不引起别人怀疑；二是房间里不放任何通信材料，经常领房东小孩到房子里玩；三是外出时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避免引起任何猜疑。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徐以新住在一起， 一块学习。我们买了一架煤气炉子，自己做饭吃。这时与我们联系的人是吴永康，他在四川北路开了个电器行，公开身份是电器行的老板。我们需要什么电器设备，就找他，由他供给(吴永康后来被派到川陕省委工作，在西路军石窝战斗后  牺牲了)。这以后，我们又搬到沪西康脑坨路同小沙沟路交界的地方，同湘鄂赣来的王同志及另一个同志共同租住两间房， 一起学习。一天，陈寿昌突然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说：“小宋啊，外面很紧张，你们不要随便出去，可以在旅馆包饭送到家里吃。”他又说：“这些钱你们用，今后可能在相当时间里不会有人来找你们。”我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陈寿昌告诉我：“顾顺章叛变了，他是我们特科的主要负责人，对上海党中央的情况很熟悉，你们住的地方他不知道，但也要提高警惕。”还说：“翁瑛不来了，让你们自己学，自己练习，自己安排生活。留下的钞票，除房费、水电费外，每月每人还有15元到20元的生活费。”

以后，才从陈寿昌那里了解了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并叛变的全部情况。

后来，我同陈寿昌、王子纲恢复了联系。我们学报务，也学机务，我还负责教蔡威和杨兰史。过了不长时间，组织上又派乐少华与我们联系。乐少华主管政治思想和行政生活。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又搬到沪东华德路那个流氓家的亭子间，我一个人住了一段时间，后徐以新又来同我住在一起。我们经常在深夜试发电报，发完报立即将天线拆除。

就这样，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我们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坚持了一年多的学习，掌握了无线电通信的技术。

赴鄂豫皖 川陕苏区 创建电台

1931年10月，党组织派乐少华同我谈话。乐少华说：“无线电技术你们已经掌握了。准备派你到鄂豫皖苏区去。”他还说：“徐以新同志也去。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过了一个时候，乐少华又来了，他交待我和徐以新带4个密码本子到鄂豫皖苏区去。从上海到苏区，敌人设了一道道关卡，身上揣着密码本是无法安全通过的。所以，所谓“带密码”，是要把4本密码完整准确地记在脑子里。那是用英文字母编的密码本，徐以新记1本，同上海党中央联系的；我记3本，同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鄂赣苏区联系的各1本。那时特科主要负责人是黄平我们背的密码本就是黄平主持制定的。密码全部记熟后，乐少华又找我谈话，交待了启程日期和注意事项，送来了路费。我与徐以新一路，我们俩同岁，从外貌看，我比他长得老相一些，所对外称兄弟，我是哥哥，他是弟弟。我们从上海坐火车经南京、徐州转陇海路到开封下火车。途中用什么姓名、坐什么车、在哪吃饭、住什么旅馆，都是党组织派内部交通秘密安排的。我们到开封下火车后，来人说：“给你们买好了到信阳的火车票。到郑州吃午饭，有人暗中保护你们。”并告知，到信阳住什么旅馆，到什么地方接头。在信阳一个旅馆里住了一天，徐以新就到木板房卖香烟的地方去接头，不料卖烟的门关了，没有联系上，我们很着急，万一接不上头，就只能再返回上海。当时住旅馆警察查得很紧，为了应付查房这一关，我们到信阳医院去看病，徐以新装病。警察盘问时，我说：“我们兄弟俩到汉口去，弟弟生了病。”警察环顾房内，看到徐以新满脸病容，桌子上放了几个药瓶子，就信以为真，放过了我们。第二天，又到那个木板房去买烟，这回顺利地接上了头。我们按照接头人交待的方法，立即去天主堂医院看病，有人见我们手上拿着药，马上带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里摆着已经准备好的化装衣服。我记得，我穿的是兰布大褂，束着布腰带，头戴瓜皮毡帽，打扮成商人模样。我们马上出发，交通员挑着担子给我们带路。出了信阳城门，交通员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国民党的岗哨，不要怕。路过哨兵岗位的时候，交通打了个招呼，也没盘问我们。可是等我们走过以后，就听背后哨兵指指戳戳地说：“老共，老共”。走着走着，天下雨了，田间小路很滑，我们这些走惯城市马路的人，一步一滑，跌得浑身成了泥巴猴儿。天快黑的时候，走到一个老百姓家里，才发现我们一路同行的有 6个人，经过互相介绍知道有成仿吾，任炳煌，还有一位姓戴。 交通说，这里是苏区的游击区。老乡待我们很热情，晚上为我们预备菜饭和酒，成仿吾兴致很高，好好喝了几杯。这一夜睡在稻草铺上，很新鲜，很舒服。

第二天，继续赶路，交通说，目的地是宣化店。天还在下雨， 路越来越不好走，腿越来越酸痛，我过去没有走过这么远的乡间小路，很不习惯，就拄了个棍子走。到了宣化店，罗山县苏维埃照顾很好，住了一个晚上，我腿疼得厉害，实在不能走了，便给我一匹马。我不愿骑，坚持着走到郭家河，又住了一夜，乡苏维埃的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当时决定他们5个人先走，留我在郭家河休息两天再派人送我。徐以新他们走后，我活动了一下，思想上也不甘落后，于是就又追了上去。自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后，就感觉到气氛不一样，到处是红旗、红缨枪，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很活跃。我刚爬上一个山梁，遇到三个青年妇女放哨，她们身旁插着两支红缨枪。老远向我招呼：“同志弟，歇一会！”(这是苏区最亲切的称呼，年龄大的称“同志哥”，年龄小的称“同志弟”。)没等我回话，她们就围上来问长问短，我给她们看路条，她们发现我的鞋子大，提不上，就抢过去缝了鞋带，我顺手掏了一些铜板给他们。她们哈哈笑着问：“同志弟，你是哪里来的？咱们苏区可不兴这一套。”这时，我不得不对她们说了实话，她们听说我是从上海党中央来的，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有的跑回家拿吃的，有的倒水，发现我衣服上一只纽扣要掉，立即穿针引线给缝牢。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阶级姊妹的温暖，心情非常激动，说了些感谢话，就按她们指的方向赶路了。

1931年11月20日傍晚，我到了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委会机关驻地新集。这是个土寨子，寨门前有红军战士站岗。到了中央分局，蔡秘书长接待我和同来的同志。我与徐以新住在军委会。第二天，见到了蔡威和王子纲，他们是走徐州，经蚌埠，从皖西六安进入苏区的。他们俩向我们介绍了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和电台的器材筹备情况。蔡威也住在军委会，王子纲先到无线电训练班工作去了。

来到鄂豫皖苏区，我的心情非常高兴。每天听到起床号就起床跑步到“红场”(新集的一个大操场)所有驻新集的部队、机关、学校，都到“红场”参加操练，还有赤卫队、少先队、妇女、儿童团，又吹号、又唱歌，真是一派“万众一心，团结战斗”的热烈场面。晚饭后“红场”也有活动：有的打球，有的游戏，有的排节目，十分活跃。

节假日的“红场”，更是红火，开运动会、打兰球、踢足球、田径赛、演戏等，应有尽有。我参加了军委的“红星”篮球队，常与中央分局的“红旗”队比赛。

在新集住了几天，我深深地爱上了苏区紧张而愉快的战斗生活。这个时期对我锻炼很大，与在上海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活动，完全变了个样子。人与人之间是同志式、兄弟般的关系，诚挚得很。在上海同志间谈话也很亲切，但总觉得有点距离。来到苏区后，党政军民学之间，没有隔阂，没有拘束，每个人好象都溶化在一股热气腾腾的革命洪流中了。

我们到了鄂豫皖苏区后，战斗中缴获了不少电台，但都是少这缺那，一台完整的也配不齐。我同蔡威分配到军委参谋部工作。我分管谍报和机要，同时还负责编印军委出版的油印小报《军事通讯》,每周出三至四期。参谋部主任李安慈（编者注：又写作李昂茨）直接领导我们。这期间，我认识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许多领导同志，除张国焘外，还有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沈泽民、周纯全、郑位三、徐宝珊、傅钟、张琴秋等。到达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在军委小餐厅用餐时，第一次见到张国焘，在交谈中，发现他是江西萍乡人，和我是老乡。开始，他对无线电通信工作不放心，经我们解释后他表示急于建立电台。我告诉他目前器材不足，于是他急忙将保卫局局长周纯全找来，当面交待要他想办法到外地 去购买器材，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1932年3月间，部队在新集以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里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在前线我见到了徐向前和舒玉璋，他们把电台交给我带回，还带我到阵地上参观。行前又赠给我们两匹很好的骑兵马。一匹给了蔡威，我的一匹一直骑到长征路上。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比较完整齐全，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

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来苏区的，译电工作就一直由我负责。开始通报，电文极其简单。第一份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黄安大捷。中央苏区回电也很简单，向我们祝贺并通报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随后，我们才陆继收到用电报发来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对待俘虏和地富的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取得了通讯联系。

西征川陕，到大通江后，张国焘召开会议，决定以两河口、毛裕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然后西南发展。张国焘对知识分子极不信任，大小知识分子都被他杀掉了。我们能得以幸免，是由于他离不开我们技术人员，没有电台他无法掌握敌人动向和中央的指示。

有了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全，在噶阳坝我们决定再扩建一个台并成立电务处。我任处长兼3台台长，王子纲为1台台长，蔡威为2台台长。我既管报务，又管机要译电，还管行政。为了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在通江办了一个30人的训练班。

张国焘长期不完全相信我们搞到的情报，总是要问：“可不可靠？”只有当他从地面侦察员得到的情报相符时，他才点头。有一天深夜他只带了一个警卫员，突然来到电台，见到我和王子纲等都在埋头破译电报，他的怀疑才有所消除，说了一句： “你们辛苦了！”，从此比较信任我们。

西征途中，陕西杨虎城部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党的关系，派他的参议武志平来我军联系，带来一份详细的川北地图送给我们，同时还送给一些东西，如药品、电池等。事后张国焘决定派徐以新到陕南与孙蔚如联络。徐回来时带来了一些电台急用的干电池，更为重要的是孙送给我们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这对破译国民党当时使用的密码规律是大为有用。

我们进驻通江后，四方面军领导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曾中圣、罗世文、李春林、廖承志、朱光、张琴秋、徐以新、王振华等对张国焘脱离鄂豫皖苏区、发动群众的政策及干部使用等方面有很多不同看法，据说他们已报中央，对此，张十分不满，将他们逮捕入狱。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从中央来电看开始对张国焘没有什么责备。后来才有些批评，如电文中提出：“不要三心二意，要决心立下脚跟，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等词句。没有严厉批评他，有一客观原因：即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负责电台工作的曾三来电通知我们：“制定密码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黄平已被捕叛变，十分机密的电报，不用此密码。”我向张国焘汇报后，他决定只告一些战报。因而造成中央对川北苏区了解甚少，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纠偏指示和批评了。

为中央红军通报敌情 倍受称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湖南时，我们收到的情报中，得知处境十分艰难。当时我们对中央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我们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的密码。破译的任务主要由我和蔡威担任。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能译一部分字，逐步摸索了规律，终于破译了蒋的密码。我们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情报，送给总指挥部领导审阅、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按约定的时间呼叫通报，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对方电台在行进中，他们一宿营就呼叫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全守听，沟通后立即发报。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到达陕南时，我们也从敌台收到不少情报，可惜他们没有电台，无法与我们通报，我曾建议派一个团去支援他们，顺便带一部电台和密码本去，但张国焘不同意。那时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正处在发展时期，人力物力较充足，完全有力量支援兄弟部队建立通信网。

1935年6月，徐总指挥派韩东山率两个团越过夹金山与中央红军会合。会师后，决定执行一个新的战略——建立川陕康甘根据地。那时还未听说要到陕北，而是在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当张国焘在前方会见了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卓克基后，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会师后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朱总要过来，刘伯承参谋长也要过来，张当总政委。”不久，我又接张的电话通知，要我们到门外等候迎接朱总司令等人。没多久，朱总和刘参谋长来到我们住地，他们只带来一个搞秘书工作的刘少文和周子坤。

初次见面，朱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没有首长架子，在他面前可以无话不谈，无拘束之感。一、四方面军合师之后，朱总来到左路军。他经常到三局的电台来，我和他的接触渐渐多起来。他十分关心红军的通讯建设和情报工作。他总是以大局为重，循循善诱从正面开导我们。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总还记得吧！当你们离开鄂豫皖以后，你们周围的敌情紧张，又昼夜行军，很少停下来和我们通报。我们估计你们掌握敌情不多，就利用一切机会为你们提供敌军的部署、兵力和动向，给四方面军的行动帮助不少。另外，我也记得，一方面军进入云贵川地区时，我们的敌情也很紧张，也是昼夜兼程，无法停下来作电台侦察，是你们及时报告了敌军情报，对我们的行动方向有极为重要的帮助。这表现了红军之间的情谊非常深厚。天下红军是一家嘛！都是党的队伍。过去我们不分彼此，今后更要不分彼此。一、四方面军的心是一致的，目标是共同的，都是一个思想，一个模式锻造出来的。”

西进几次战斗受挫 受令毁机

1936年9月的一天，接到中央电令，决定北渡黄河，执行中央先取宁夏的战略。渡河后先占领中卫、一条山。但情况突变，使四方面军西征，累受挫折。记得10月底，三十军、五军、九军约两万余人从靖远渡过黄河。还有的部队由于胡宗南卡住兴化的永清渡口，无法过河。河西走廊平原地带，是国民党军马步青控制地区，该部主要是骑兵，行动迅速，杀伤兵力大。而我军力量单薄，进军宁夏实有困难。正当进退维谷之际，中央来电取消宁夏战略，改为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指示成立西路军。11月7日在赵家水，召开纪念十月革命大会上，陈昌浩、徐向前讲了话，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正式成立了西路军。

会后，徐、陈找我和王子纲谈话。由于二局没有渡过河来，首长要我兼做二局的敌情工作，开始没有接受这个任务，第二次谈话，领导的态度十分坚决，我们才答应决心破马家的密码。于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机架起来，截收敌台电报，根据报头上的内容，全力以赴投入破译工作，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可译出敌台电报的80%。记得蒋介石给马步青一份密电，大意是：“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孙蔚如以前送来的西北军使用过的密码底本，对破译很有参考价值。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敌军部署、行动时间、方向等，这对我军实现西进计划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西进第一战役计划占领永昌县，在古浪打了一个恶仗。王树声亲自指挥，由于我军缺乏对付骑兵的办法，九军损失惨重。我们电台离前线不远，电台的同志既要对付敌人骑兵的袭击，又要保证通信畅通。战斗频繁，电台随部队转移多，人困马乏，为了战斗的胜利，我们不顾个人安危，完成了通讯任务。占领永昌县城后，我们在那里整休一段时间。1936年12月中旬，“西安事变”后，我们向中央发电，告急求援。中央回电：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工作正在进行，准备派领导人联系，同国民党西安行署谈判，让“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向西路军进攻。这时陈昌浩提出以永昌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反对这个计划。此时，我们恰好破译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大意是：“若共军不久留此地，向西走，可不打，如停就打。”其实我们可以一直西行，在玉门以西敦煌一带扎营，可惜没有这样做，造成以后的战斗更加紧急。

1937年1月，五军军长董振堂带领3000人死守高台。我们从敌人电报中知此情况，立即报告陈昌浩，派骑兵去策应。1月21日，高台城被敌人攻破，董振堂看到敌人冲上来要捉他，便用最后一颗子弹打了自己，董振堂的牺牲，对我们是个教育，后来我手枪里就保留两发子弹，以备应付紧急情况。

部队边走边打，继续西进。夺取了一个较大的寨子——倪家营子。敌人很快又包围了这个寨子。正面突围不可能，只得偷偷地挖地道逃出， 一出寨子，队伍就乱了。敌人的马两次从我身上踏过，马丢了，幸亏同志们的帮助，才追上电台的同志。走了几里路，看见一间有灯光的房子，进去一看，是徐、陈等领导先到那里烤火，他们又给我一匹马，才算赶到宿营地。我们把电台架设起来，发现总工程师刘光甫不见了。后来从敌报中得知他已被俘。这次战斗部队伤亡很大，为了避开敌人的围堵，领导决定部队向祁连山进军。

进山必须经过梨园口，而敌人早在那里埋伏。在这次反伏击战斗中不少军师领导阵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等都是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为了阻击敌人的冲锋，我和电台的同志们都拿起步枪参加前沿战斗，终于取得胜利。

1937年3月14日，我们到达石窝，敌人跟踪追上我们，双方又是一场恶战。至此两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两三千人，几乎全军覆灭。

有一天，军政委员会开会，会中把我叫去参加会议。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都席地而坐。会议气氛低沉，待我坐下，李特向我传达会议决定。他说： “现在情况很不好，电台行动不便，除留下一部和中央保持通报外，其它全部砸掉。徐、陈目标大，要离开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还未定。”这时，我看了徐、陈一眼，只见他们脸色深沉。面对这种悲惨的情绪，内心痛苦至极。

会议结束后，我向电台的全体同志传达了会议决定。同志们听后，个个痛哭失声，挑选最好的电台，留下足够的备件，含着泪水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电台又亲自砸掉了。毁掉电台后，大家不知所措……

为突围胜利再砸电台重见曙光

剩下的这部电台还在工作。每到一地就把电台架设起来，坐在地上和中央台通报。每到夜间部队无灯无火， 一片漆黑，只有电台的宿营地，以蓄电池为电源的小灯泡闪闪发亮，带来一片光明，这又是一番景色。每当叫通中央台，收发一份又一份电报时，大家的情绪为之一振，欢快的心情取代了一天的劳累，只有这时才有一些欢声笑语。

困难重重，电台的同志情绪不稳定，不少同志想和部队一起打游击。我们想方设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中，同志们之间一句关心的话，可在失望中得到力量，在迷惘中又重醒悟。一点生活上的照顾，可重新鼓起生活勇气，也许能幸存至今天。记得解放后碰见一个曾在我们电台工作的报务员，回忆在 祁连山时说：“幸亏你这个局长把马让我骑了半天，要不然那天我就见马克思了。”

在祁连山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碰见一个敌人，没有听到任何枪声，但我们都感到象失散的孤儿似的，有一种孤寂茫然的情绪笼罩着一千多人的队伍。

快出山前，收到中央一份电报，告诉我们共产国际通过新疆 的关系，正设法接应我们。这无疑是在黑暗中又看见了灯火，在死亡线上又有了生机。

出山后，根据地图观察，去新疆有两条路，一条经敦煌、一条经安西。据当地老乡讲，安西城只有八十几个警察。于是决定攻克安西，并将这个意图电告中央，但未见回电。

事实相反，守城之敌约三个团的兵力，火力很猛，根本攻不上去，只好退回到附近的村子。可是敌人尾追不放，迅速包围了这个村庄。我们四方面军电台向中央发出最后一份电报， “攻克安西未成，受敌包围。”夜幕下垂，领导决定砸掉最后一部电台。我们予感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除了砸掉电台外，所有的机密电报、密码本均付之一炬。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突围摆脱了敌人。又向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带行军三四天，沿大路走了一天，忽然听到远方有汽车的声音，不久见车上插有两面红旗。红旗！这是自己人，大家的心情沸腾了。车停下，果然是陈云、滕代远等中央领导派队伍接我们来了。真是柳暗花明，绝望逢生。1937年5月5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这一天，西路军幸存的800余人，坐上几十辆汽车向乌鲁木齐驰去，在乌鲁木齐东门外一个兵营里，编成干部大队开始了学习通信、炮兵及空军的训练生活。从此，结束了西路军悲壮的行程，迎来了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