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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汪烈山师长

文章来源:作者:陈锡联 发布时间:2026年06月01日 点击数: 字体: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四川军阀刘湘,向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我军在达县宣汉地区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就在达县以南的火峰山战斗中我负了伤。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逐渐清醒过来。首先感到是凉冰冰的雪花正打着我的脸,浑身阵阵发冷,口里渴得很,嘴唇干的简直就要裂开。在昏迷中似乎找到了一潭清冽的泉水,我双手掬水狂饮,却浇不息喉咙里的烟火,焦急之下,蓦地醒来,却又觉得身体颠颠簸簸,如坐船上,依稀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和吁吁的喘气声,我知道自己是躺在担架上,但疲惫的双眼却怎么也懒得睁开。

颠簸的担架突然停下来,跟随担架的通信员轻轻扶着我的头,把一个水壶触到我的嘴边,我贪婪的一饮而尽,精神顿觉清爽,睁开眼来,只见天空依旧阴沉沉的,傍河的小路上正有我们的部队在匆匆地行军。

火峰山上炮火连天的景象又在我脑子里闪过。我这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负伤了,我急急地问道:“我伤在哪里?”

通信员指了指我的上身。这时,我才发现披在身上的一件缝着两只大口袋的大衣。

这件大衣对我是多么熟悉呵!

不久以前,我们打开了达县,那里是四川军阀刘存厚的老窝,我们缴获了一大批军用物资。那天,我们正在师部开会,作军需工作的同志送来几件衣物给师长汪烈山。汪师长拒绝要这些东西,当场叫来人带回去分给部队。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最后他才只留了一件半新的咔叽布军大衣,并且立刻叫警卫员找了两块布头,自己动手,在大衣上缝上了两个大口袋。他一面缝,一面笑着对我们说:“我见徐总指挥的军装上就缝着这么大的口袋,方便得很哩!既可装文件,又可装烟袋 ……”

现在,披在我身上的正是这件军装大衣。

通信员见我望着大衣出神,就插嘴对我说:“你挂花了,流血很多,衣服都浸透了,包扎时脱不下来,卫生员就使剪子剪了,汪师长来看你,见……”

“我知道了。”我点点头,打断他的话,没有让他说下去,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这虽是一件旧军大衣,但却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呀!在这严酷的流血斗争的日子里,有什么能比上级的关怀、战友的情谊更为宝贵的呢!

“师首长自己穿什么?”川东北的二月,还是相当冷的,我马上想到师长,他近来一直和我们团一起行动,我知道他是没有多余的衣服的。

“我没注意。”通信员皱了下眉头说:唔!好像只穿着以前的破军装。”

我没有再问下去,只觉得心情异常激动。汪师长关心爱护下级、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件件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汪烈山师长,是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刘家洼人, 一九〇四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我们红军队伍里一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我初见汪烈山师长,是在苏家埠战役之后的一次行军路上。我当时在红十师三十团通信队任政治指导员,汪烈山同志当时是二十八团团长。反四次“围剿”之后,我们进入四川时,他调到我们三十团工作。从此,在他领导下,我们行军经常在一起。他行军从来不骑牲口, 一到驻地,凡事都自己动手, 时常和老乡们在一起融洽地谈话。他的行装比战士都简单,换洗的衣服是没有的,只有一条又旧又薄的蓝布被子,晚上,歪在草铺上,蓝被子一盖就睡下了;另外就是书籍,他新旧书都爱读,在战斗空隙常常读书到深夜。

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时,在空山坝战斗中,汪团长命令一个通信员去送一封重要信件,他再三嘱咐,当天晚上一定要送到。通信员接过信去,刚刚走了不久,汪烈山同志忽然象想起什么事似的对我说:“你快追他回来!”

“大概是忘了交待什么话吧!”我这样猜测着。

通信员被追回来了,汪烈山同志并没有交代什么话,他只是看了看那个青年战士的脚。当时,我们部队处境异常困难,战士们哪里有鞋子穿,有双草鞋就算好的了,许多人都打着赤脚,天气又冷,大巴山上不时飘起雪花,各人脚上的血口子都裂得像小孩嘴一样。

“你打赤脚能行吗?”汪烈山同志看着站在他面前赤着双脚的年轻人,关心地问道。

“行!没关系!”

“这不行!黑夜走山路,打赤脚怎能行?”汪烈山同志亲切地说:“穿我的鞋子去!”

“这 … … 这 … … 我不穿!我不要首长的鞋!”那战士连忙推辞着。

“不要啰嗦!”汪烈山同志用他的赤脚,指点着刚刚脱下的鞋子,斩钉截铁地说:“穿上!快去执行任务。”

通信员激动得脸都红了,他连忙抹去了面颊上的泪珠,穿上团长的鞋子,举手行了个军礼,就匆匆地走了。我目送通信员的身影消失在山谷里,又回转身来看汪烈山同志,团长穿上旧草鞋踏着山道上的乱石向前沿阵地走去。

这件看来很小的事情,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汪烈山同志为人和蔼可亲,从来不发火,即便是别人犯了错误,他也从不厉声厉色的训斥,总是耐心地说服教育。但是有一 次,我却见他破例地大发了一次脾气。

那也是我们在守卫空山坝的时候,敌人把我们逼困在没有人烟的高山上。我们居高临下,地形倒是不错,可就是粮食缺乏,部队三天两头吃不上饭。有一天,后方人员从巴山一带筹了不多的一点粮食送来,他的警卫员给他装了一小袋玉茭,准备他不时之需。

“送回去!”他厉声地喝道。一向和蔼的面容忽地沉下来,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严肃过。

那个年轻的警卫员不敢违拗,只好噘着嘴,嘟噜着什么,把一 小袋玉茭送走了。

道理是简单的,在这全军战士们都饿着肚子和敌军苦战的时候,汪烈山同志不愿因为自己是一个首长,就享受哪怕是不的一点特殊的照顾。

汪烈山同志这些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十二月中旬,敌人开始了第一期总攻。由于敌人逼追甚急,我放心不下团里的工作,同时自己的战伤也不十分严重,所以没有到后方去休养,随部队休息了几天,就又回到团的战斗岗位上。

我们在宣汉以西的东宁河北岸沿河设防,工事还没有做好,敌人已经赶到河边。天还没亮,前沿就打响了。我站在河岸上观察对岸敌情,只见河面上黑影幢幢,人声嘈杂,原来是敌人正纷纷乘着木船、竹排实行强渡。我军集中火力阻击,给敌人以很大杀伤,终于把强渡的敌人打回去。

清晨,河面上薄雾初散,敌炮开始对我沿河阵地猛轰。我发现敌人炮火打得最凶的一段阵地,正是我们工事最薄弱的地带。我放心不下,就急急冒着炮火赶了去。这时,敌人的炮弹正呼啸而来,河岸上打得乌烟瘴气,听声音,估计对岸至少有十五门迫击炮在向我阵地射击。

当我赶到的时候,远远就望见在烟腾腾的河岸上站立着一个人,我一下就认出是我们汪烈山师长。他不知什么时候早来到这里了。他一见我,就亲切地问道:

“伤口怎么样?没有化脓吗?”

我告诉他,我的伤不要紧,完全能坚持。同时,我又劝他道:“师长你到指挥所去吧!这里有我 …… ”

汪师长没有理睬我的话,他只是出神地注视着对岸的敌情。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近处,炸起的泥土溅了他一身,他拂拭几下,若无其事地说:

“看情形,敌人这次是‘来者不善’呀!”

敌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汪师长的预料,这一次敌人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不惜大量伤亡,实施连续强渡,而我方阵地上摆开迎战的却只有我们团的二、三两个营。因团长熊厚发同志在坚守达县城时,脚被炮弹皮击伤,行走困难,师部命令他带一个营仍坚守达县城以南凤凰山阵地,牵制敌人。因此,敌人得以首先攻占我岸滩头的小山阵地。对峙至中午,敌人已过河四个团,于是我们退守石鼓寨。

这时我们有不少同志伤亡,弹药也快打光了。幸而石鼓寨地势很好,我们居高临下,比较易于据守。我们乃把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等所有勤杂人员都组织起来,搬运石头,抢修工事,坚守寨子。于是又把红军当年起家的家伙操起来,从汪师长起,到每个战士,每人都手持一根矛子。我们的矛子有个特点,大部分都带有倒钩,象是“钩连枪”,当敌人爬上寨墙来的时候,一矛子捅上去,顺手一带,就把敌人勾上来,若遇上身材高大一点的,或者拼命挣扎的敌人,还得好几个人上去一齐下手,生吞活剥地象捉猪似的拖上来,这样可以搞到一些子弹,碰巧了,还可以搞到几颗马尾手榴弹。

敌人欺侮我们没有炮,又缺少子弹,索性在距寨不远不近的地方排起队来,前面的部队攻,后面观阵的队列就呐喊助威。看到敌人这个疯狂劲,有些同志不免有点沉不住气,但当大家一看见汪师长那么沉着的样子,也就镇静下来了。

汪师长一直没有休息,他拿着长矛,到处巡逻,哪里吃紧,他便出现在哪里。五个团的敌人,对我们这个不足两营红军据守的孤寨简直无可奈何。

打到太阳偏西,敌人的进攻停了下来,原来四川军阀部队都是“双枪兵”,几乎人人都吸鸦片烟,打了这半天,他们瘾的吃不住劲了,只得休战让大家吸烟。我们站在高处瞭望,只见山坡上到处摆满了敌人的烟摊,三五一堆,喷云吐雾,微风吹来,连我们也隐约闻到香味哩!

我们部队也累得不行,看来敌人不会马上进攻,汪师长命令部队迅速抢修工事和搞饭吃。

我们刚刚吃完饭,参谋跑来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可能马上发起进攻。我立刻起身向前沿跑去,刚刚离开不远,只听得背后一声爆炸,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汪师长身旁。

我急忙跑回去,汪师长已经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他只留给大家最后的一句话是:

“不要管我!战斗要紧!”

没有必要对部队保守秘密,师长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阵地,许多同志都失声痛哭起来。大家噙着悲痛的眼泪,怀着复仇的激情,打退了敌人疯狂的轮番攻击,胜利地守住了石鼓寨阵地 。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奉命转移阵地。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都就地作深厚的掩埋,但是,战士们却不愿把自己敬爱的师长的遗体埋在这里,大家轮番的抬着,一直抬了一百多里,最后把他安葬在大巴山麓。

我们继续在川东北一带转战,曾经疯狂一时的四川军阀——杨森、刘湘、田颂尧等反动部队,终于一一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用不断的胜利来纪念我们的汪烈山师长。


简介



陈锡联(1915-1999),湖北省红安县高桥镇长丰村陡山彭家湾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团、师政治委员、师长,八路军团长、旅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兵团司令员,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参加了长征。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 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汪烈山(1904-1933),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莲花背村汪刘家洼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少共国际团团长等职。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团长。1933年7月部队扩编后,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率部参加反三路围攻作战。同年12月参加反六路围攻,在四川达县雷音铺战斗中英勇牺牲。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汪烈山作了高度评价:“我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不幸牺牲。他是黄安人,任过排、连、营长,少共国际团团长,是个很能打的干部。八十八师能攻善守,作战勇猛顽强,屡建战功,是同他的指挥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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