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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位老

文章来源:作者:吴先恩 发布时间:2026年06月01日 点击数: 字体:


解放前,我与位老(郑位三)真正地接触只有两次,都是在1926 年。一次大概是阴历六月中下旬,一天晚上,当时我正在红学练功,天气正热,大约十点来钟的样子,吴焕先派人把我叫到他书房。我进去后,见屋里还坐着一个人。那人20多岁,留着胡子,穿的是当地农民自织的紫花布衣服。见我进门,他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人有些怪,年岁不大,怎么留那么多胡子呢?焕先说:老二来了?我在家排行老二,焕先和乡亲平时都这么称呼我。我点点头。焕先问我:你们功练得怎么样了? 我说:正在练。他说,今晚少练点儿,马上把郑先生送回去。我这才知道,屋子里的人姓郑。我问郑先生:先生是哪里人?郑先生说:檀树岗郑家塘的。郑家塘离槽门是12里地,我问焕先:把郑先生送到哪?送到家,路上不要出事,出了事你要负责。这话,焕先是用命令的口气说的。跟我交代完,焕先对郑先生说:再喝点茶,喝完,由先恩送你。这回,他叫了我的大名。他们边喝茶边小声商议着什么。喝了会茶,我就和郑先生上了路。

出门后,在村里我和郑先生都没有说话。出村后没多远,郑先生就主动问起我来。他走路不快,说话和焕先一样也是慢条斯理的。他问我:老二,你家有多少人?我说:家里有九口人。他说:这是个大家庭啊!都有什么人?我说:有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和妹妹。接着他又问有多少田有多少地?几间房子?我说自己没有田,是租方家的15亩田。他说,自己多少有点地吧?我说,有一亩多沙土地。他说,几间房子呢? 我说,两间房子。他说,两间房子8、9个人怎么住呢?我说,没法子。只好挤着住。他又问,你租地主15 亩田,一年交多少租?我说,一年交15 担。他问,一年能打多少呢?我说种得好,肥上足,可以打三十多担(一担是100 斤)。他说,那一半对一半罗。我说很难碰到这样的好年景,一般只能打个一二十担左右。他说,那你们劳动一年还得不到一半?我说是得不到。他说,你们干一年活还得不到收获的一半这合理吗?我说,官府规定的,不合理也没法子。他反问了一句,这是官府规定的?我说,听说是的,真的是不是我们哪知道。他说,还有其他条件没有?有押金没有? 我说有。他问,有多少押金?我说三十串。那时三串钱等于一块银元。过了一会,他说:三十串的押金。他又问,地主还向你们要东西没有?我说:一年还要给他们白做两个月的工,每天只吃他们一顿饭。他说:没田地的人给他们打短工,如果说一天一百个钱,一个月就是三串钱。按两个月就是6串,你们白白给他们2块钱的劳动。再加上你们三十串的押金。这样合不合理呀?他问了二三次合不合理。我说:我们没有田地,没办法,没有饭吃,有点田种,收点粮食,家里人口多要吃饭呀!他说:地主太狠了,种他的田收的谷子他拿了一半多,三十串的押金,放债利息就是15块钱,加上两个月给他做工,合起来这样就是17块钱,三块一担谷子就是近6担谷子。他是用算账的办法来启发我的。我现在回忆他们那时很会做工作,不像今天有些人尽说些空话。我说:是呀!郑先生,是这样子。我把家里的情况,怎么租种地主的田,地主怎么收租等都讲了。他也不说剥削这样的词,就是问,我也就是回答。他后来说地主太狠毒了,这样穷人怎么过日子呢?难怪富人总是富,穷人总是穷,穷得最后是家破人亡。

我边走边想这个人挺有意思,他同情我们穷人,同情没有饭吃的人,同情没有田地的人。我心里有些感动。走了四五里路,大约是在油榨湾的山岗上。天气热,他说我们休息下,坐下好吗?我说好。坐下后我们又很谈了一阵子。他说,今年你们不要交租或少交租等等。后来归纳起来他的意思叫作“五抗”:第一是不交租抗租,第二是抗债,第三是抗捐,第四是抗税,第五是抗劳,不给地主白劳动。我说这样好是好,能行吗?地主不干呀。他说不要紧。我说不交租他不让我租田了怎么办?他说地主不敢。我说,就我一家这么干能行吗?他说不只是你一家,农民都要这样。我说那别人不干怎么办?他说:别人会干的。我听焕先讲你们那个村有很多人想干,你哥哥就很积极,上面也会有人帮忙。他当时不讲“支持”这个词,讲“支持”这个词那时的我也不懂,他只是对我说会有人帮忙的。他说,地主他有他的官,现在穷人也有了穷人的官,穷人的官给穷人说话。过去穷人打官司总是打不赢,现在县里有穷人做官,为穷人打官司。我问穷人怎么会做官呢?他说有,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穷人的官就是农民协会。

我说,要有这种事太好了。他说,现在我们穷人有了自己的官了,打官司我们也能打得赢,他们不敢抓你们了。就是抓住你们,在县里有我们穷人的官也会为穷人说话,这是一。第二你们四角槽门一共是50多家,只有一家地主。穷人有三四百人,地主家只有十来口人嘛!三四百家穷人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穷人和穷人站在一块,他富人就没办法。这些话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说,这个话有道理,过去地主的孩子欺负我们穷人孩子,我们穷人孩子多,一哄一打就把富人孩子打跑了。他说对,就是这个办法。他说现在你们是大人了,地主来你们穷人就一起抵抗他,就不怕他了。

他讲的这些革命道理,用现在观点来讲,就是穷人多富人少,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多数人团结起来打倒少数人。他以后在公开场合也是这么讲的,他第一次和我谈没有讲这就是革命,只是用我们穷人听得懂的话说出了同样的道理。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蛮舒服的,也不感到疲劳。谈了一会,他说:现在我们走啊!你还要回去练功,我也要回去办事。我们边走边谈,谈到红学的问题。他问:你们练红学有多少学员哪?我说,有四五十人。他问都是些什么人,我说都是我们村里的青年人。他问:大家都愿意练吗?都愿意参加吗?我说:多数都愿意,有少数家里不愿意。青年人愿意家里不愿意。他说:练武好。凡是愿意的穷人都参加好。你说的对,练了武,有了本事,可以防匪防盗。地主欺负你们,你们打架也有劲。将来我们抗粮、抗租、抗税、抗债、抗捐,县里会派差人来,你们练了武,他们来了你们就可和他们打,他就不敢来了。那些什么保长根本就不要怕他。农民要翻身,不受地主的压迫,种田不交租,谁种谁收,就要有像样的本领来保卫它。一是要有穷人的官,但穷人的官也是少数人,穷人官也要靠老百姓,而且是能打仗的老百姓。他后来又问:你们晚上练武饿不饿,你们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又练武,大家都愿意干吗?我说,都愿意。他说饿了怎么办呢?我说饿了就去焕先他们家里,他们做饭给我们吃。他说:焕先这样的人好啊,他是为穷人办事的人,别看他是相公。(吴焕先在家行七,因在麻城读书,村里人都叫他七相公)郑先生接着说:别看他是学生,现在他可变了嘿,你们听他的话错不了。我也是学生也是相公,还会教书。我说,焕先是变了,过去他回来不跟我们在一块,今年放假回来后到处跑,跟我们说这说那的,尽替我们穷人着想。他说的和你说得差不多,欠地主的债不还,今年种的田不交租、不交税。郑先生说:对嘛!这就是穷人的官。我问:那你算不算穷人的官呢? 他说,那你说呢?我说,如你要按这样办事你也是穷人的官。他说:就是嘛,我不这么办怎么会和你讲呢?我说,那就好。说着话,离郑家塘不远了。他说:今天你不要送我到家。你可以回去了。回去后别人问你时,你就把我讲的这些话都和他们讲讲。我说好。他又问我: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

是真记得,不是假记得,因为这些话句句讲到我们农民心坎里了,如真有那样的好事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嘛!所以记得比较牢。

分手时,郑先生说:前面就是我的村,你回去。下次我还要到你们湾子去,你有事就来找我。

第二天晚上我们练功时,我就和一起练功的四五十人讲了郑先生的话。大家高兴得不行。我还说,七相公让我们好好练功,将来会有大作用。我们穷人要站在一起,按郑先生讲的干。今年的谷子收成好,地主来收租不要给他。

当时我并不知道郑先生的真实身份。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最早在黄安、麻城一带传播革命真理、组织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之一,后来被人尊称为“位老”的郑位三同志。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秘密的情况下发动群众,道理怎样才能讲到群众的心里,讲到穷人的心里,教育人动员人,位老和焕先这些知识分子是很会做工作的。

第二次见位老是阴历十一月间,这次活动比较大,有行动。这个行动叫年关借粮。冬天我们晚上不练武。那天晚上,焕先把我找去,又遇到位老。他穿的是长袍子、白袜子,带带子的那种鞋。位老见到我说:老二,今天晚上又要麻烦你呀!我说:怎么啦,郑先生?他说:我还要回去,你送我回去吧。我说:好,我送。临走,焕先又叮嘱我:今天送郑先生路上谈的话你要记住啊,要记清楚,回来你还要把他的话对大家讲,可不能讲错了。我说,行。吴焕先又对位老说,有老二陪你,我就不送了。这回我们一出门就谈,谈得非常自然。他问我今年打了多少谷子?我说打了三十二担。他说,地主来收租没有?我说,来了。你交租了没有?我说,没有。他问,地主还厉害不厉害?我说,要他还是要,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他说:我说的没有错吧?他不敢了。其他的老百姓交了没有?我说,有的交了一点,有的没有交租,大部分人没有交。他说,好。他又问:要债的多不多?每年到阴历十一月、十二月是地主集中要债的时候,弄得穷人家不得安生。我说,有要债的。他说,有人还没有?我说都没有还。他又问:你欠地主的债还了没有?我说:没有还。地主要过一次,他以后也没再来。他说,对嘛,大家都不还他就没有法子。他说:这还不行,不光是不交租不还债的问题,现在我们农民应该组织起来,拧成一股劲,要有一个政府。过去的政府都是为地主办事的,现在我们县里有穷人的官,但是武装、拿枪的人还在富人和官手里。你们现在练红学是个好事,将来农民组织要成立赤卫队、自卫军。他还把李自成、洪秀全的故事讲了一大段。他说:你村边的太平寨、木城寨的那些土炮土城就都是过去太平天国、太平军他们的。他们就把地主打败了嘛。你们要注意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准备打仗。我问他:农民没有饭吃怎么办?他说:种田的种田,打仗的打仗。有田的人今年抗了租过年还有饭吃。没有田的人卖长工的人就苦了。我们那里没有田就当长工的人非常多,他们常年在外打长工打短工混日子,到冬天地主没有活干就把你辞掉了,只拿几个死钱。

位老说:今年我们要过个好年。我说:怎么会不过个好年呢?今年收成不错,过年家里可能能买得起肉了。今年十几担租子没交,欠地主的钱我也没还。他说:你要会用脑子想问题。这不是你一家的问题,你要看到那些卖长工的人。他们没有田种,是靠打长工扛短工过日子,到冬天是这家住几天,那家住一天。他们怎么过年?

郑先生说:我们要年关借粮。向地主借。让打长工的,回来过年时候也有饭吃。我有些担心:哟!地主不给怎么办呢?他说,有办法,先给他说好的,说不好时候就把仓库打开,抢!我说:抢,那可不得了,官家来了怎么得了?他说:你还是怕官家。我不是讲了嘛,现在官家他不敢抓人,有穷人的官。我说:没领头的呢?有领头的。我问:哪个领头啊?他说:你不就能领头吗!我说,我可不敢。你又想过好日子又不敢领头哪还行吗?我说我不敢。他说,焕先会带着你们去干的。我说:焕先能带我们去干呀?他家里也不穷。他父亲和家里人愿意呀?他说,那你不管了,焕先有办法。我说:那太好了。他说:不要光想你自己过年有饭吃,要想想那些雇农、长工们有饭吃没饭吃。大家都要有饭吃,这样穷人不是都站在一块了嘛。我说:好,只要有人带头,我就干。他说:吴焕先会给你们带头的,但是你们要保护好吴焕先。你们村的贫农很厉害,焕先先和地主去谈,谈不拢,就砸门开仓,这就是你们的事了。这点你们一定要办到,我也会帮你们的忙。他讲,我还要去程家畈,把那一片也搞起来,这叫年关借粮。他说,你看地主现在不是那么威风了吧,豪绅不是那么威风了吧?过去他们欺负我们是因为我们太老实了。他说还有一个事,还有一个事是正月十五……

我们那正月十五的龙灯会,是最热闹的,也是农村文化娱乐最活跃日子。我们箭厂河每年正月十五都是大集会的地方。

他说,明年十五,你们可以唱歌演戏。焕先不是教你们唱歌演戏了吗?我说是,焕先教了我们不少歌,有国际歌,我们会唱,但意思不大懂,有首反映我们穷人的歌,我现在还记得:贫农坐田埂,自唱自叹,我贫农好不凄凉……焕先还教我们演戏,就是现在说的活报剧。我们有的装穷人、要饭的,有的装洋人、地主。演穷人向地主要饭,地主放狗咬人,农民被压迫的没办法跟地主斗,给地主带高帽子游街。位老听我一说,很高兴,说:就这么演,七相公搞的好。明年正月十五的时候,可也大干他一家伙。龙灯会时,地主唱别的戏时你们演焕先教你们的戏,再抓两个地主戴高帽子游街。我说,那太好了。路上我们就谈了这些。

回来后焕先问我郑先生和我谈的情况。我就说了刚才的这些事。焕先叫我把郑先生讲的话都跟红学的学友讲讲,第二天练功前,学友都来了后,我神气得不行,像演说家一样,把位老和焕先讲的准备年关借粮、闹龙灯会的事都讲了。大家高兴极了,功也不练了,都哄起来,七嘴八舌说起借粮的事。有的说郑先生讲得对,有的说如何保护七相公,有的说不借粮老子就把仓库捅开,总之高兴得不行。

大概是腊八那天,我们还真地干起来了。周围十几个村子都动起来了。当时全面情况我不了解,现在判断,共产党内是已经布置好了。焕先带领我们第三乡,位老那里的第四乡,箭厂河以北的第一乡,方家湾的第二乡,在腊八那天同时行动起来了。

这次行动在整个黄麻地区震动都非常大。从这以后,农民协会就从秘密转为公开。农民成立了农会、妇女成立了妇女解放委员会。赤卫队公开建立了。我们红学的人都加入了赤卫队。半个月后,吴焕先和另一个共产党员王鉴就带我们把民愤极大的大地主吴芾存杀了。镇压了吴芾存这个大恶霸地主,群众得到了进一步发动,儿童团、赤卫队、自卫军、农协、妇女解放委员会、反帝大同盟等组织都搞起来了,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和黄麻暴动打下了基础。


(注:本文由吴先恩口述,儿子吴铁壁整理)


延伸阅读:

黄安县农民协会旧址位于红安县城关镇胜利街108号,县人武部院内,坐北朝南,建筑面积225平方米,原为黄安县“孔庙”,在明、清时是黄安县治举行祭祀孔子大典的场所,是有较高等级的官式建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地区的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革命法庭和第一个农民政权均驻扎于此。

1926年七八月间,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际,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加紧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不到一个月,先后在紫云区刘家园、陈家洼、方家湾、陶家边、四角曹门、马鞍山等地,组成了10多个村的秘密农民协会,入会农民达700余人。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黄安形成,黄安各地农民协会由秘密转为公开,黄安县农民协会和黄安县国民党党部成立,机关即设在孔庙内。

1927年2月,黄安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如期召开,选举产生了县农民协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批准了郑位三同志提出的派往各区的农运特派员名单。在这次会议上,郑位三同志当选为县农协常务委员。至同年5月,全县各区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五六万人。1927年3月5日,红安县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驻此处,队长程挟超,它在保卫农民运动,惩办土豪劣绅,反击反动武装进攻中,起了重大作用。

1927年秋,黄麻起义胜利后,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机关设于此。该旧址对于研究鄂豫皖地区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至土地革命初期的革命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参与领导黄麻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委书记,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因长期艰苦工作,身体受到损害,于1948年起因病休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197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吴先恩(1907-1987),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四角曹门(今属河南新县)人。1926年任本村农民协会宣传委员,农民自卫队小队长。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湖北黄安独立团第一营政治委员,独立团经理处处长,黄安独立师经理处处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1936年任红九军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供给处军需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大队队务主任,第二分校供给主任。1941年起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供给处处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1948年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1949年任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参加了青沧、保北、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及后勤保障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1952年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1956年起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1966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任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7年11月1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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