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三）长征路上的曲折。

长征路上是艰难曲折的，敌我战斗是连续不断的，有的战役是很激烈的，党内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军生活的困难是一言难尽的，当时的局势是严峻的。如何克服这些重重困难，改变不利于我的局面，去夺取胜利。这副重担都压在毛主席、党中央身上。毛主席在诗词注记中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向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为了挽救我们的党和军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哟，我们不能忘记毛主席这个伟大的历史功绩啦！我讲曲折主要是讲川西这段路上的曲折、情况、问题和我的认识。

1.坚持团结，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路线，是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根本。

从会师到包座战役的胜利，在这段时间内，有分歧、有斗争，但基本上还是团结的，因而克服了困难，打开了北上的通道。两军会师不久，张国焘就与党中央发生分歧，党中央要北上，他致电中央主张南下。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去参加了会议。28日会议决定，为了实现北上路线、方针，在战役上首先要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顺利向甘南前进。接着军委确定，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一方面军为左路军，四方面军为中路和右路军，攻占松潘，北上甘南。张国焘内心还是想南下的，但他回到茂县后才定下来按中央决定办，打电话给徐总率中路军攻打松潘，中路军于7月6日出发，经黑水河到芦花，去毛儿盖迂回松潘。陈昌浩率右路军，也是6月7日由茂县出发的。当天，中央慰问团抵达杂谷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从茂县到杂谷脑会见慰问团同志（他们是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等）。张国焘是想通过这些同志向中央要权的。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先行到达黑水、芦花，徐总经过一段艰苦路程到达黑水、芦花与彭老总会见，在那里住了两天，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毛主席还授予徐总中央苏维埃金质奖章。这时，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已占领了毛儿盖。胡宗南对松潘加强了防守，薛岳部队的一部分进抵平武、文县，配合胡敌防止我军北出甘南。那时徐总和朱总司令住在一起，配合得很好，朱总司令很满意。希望两军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当时，红一方面军干部多、兵员少，徐总与陈昌浩商量，抽调三个团的兵力补充到一方面军，要求从一方面军调一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徐、陈去找张国焘，张也同意，并报告党中央，中央也同意。抽调的三个团是：四军的三十二团1100人，三十军的二七〇团1600人，三十三军的二九四团1100人，共3800人。补充到红一方面军。党中央从一方面军调了一些有指挥和参谋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任参谋长，如张宗逊（原一军团）任四军参谋长；李天佑（原一军团）到三十军任参谋长；李聚奎（原三军团）任三十一军参谋长；陈伯钧（原五军团）任九军参谋长。

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内部团结，顺利完成北上任务。7月18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帅指挥。20日，对军队组织系统做了如下调整：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委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各军的班子就不说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毛主席、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是肯定的，同志们感到深受鼓舞。

毛儿盖是个小坪坝子。我二七八团于7月初占领了毛儿盖后，想方设法筹集了一些粮食和牛羊，徐、陈到后，并立即派人为中央领导同志安排住地，并了解敌情计划，攻起松潘。这时，我四军已攻下毛牛沟（离松潘城只有十里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要守住松藩。8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马儿盖地区，军委召开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松潘难攻，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夏、洮战役计划。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人的主力，创建甘南根据地。为实现这一新战企图，徐、陈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出击，但张国焘主张兵分两路军行动。会议上采取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部统帅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去阿坝，继续北击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数兵力担负阻击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彭总率三军和四军一部分为总的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张国焘野心不死，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方针。会议针对张国焘要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声明遵义会议所作的决议，军事路线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经解决了。会后，张国焘很不满意，就跟红军总部去阿坝了。8月20日，毛主席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方针，毛主席主张东进，徐总赞成，陈昌浩态度也很坚定，要尽快北上。毛主席赞扬了陈的态度，左路军要向右路军靠拢。会议以毛主席发言为基本内容。

8月22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走过草地向包座地区进军。当时胡宗南下令他49师进驻包座，阻止我军北上，徐、陈向党中央建议，红一军在长征中很疲劳，这个战斗任务由红四方面军担任，由红一军掩护中央机关的行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8月29日进入战斗，消灭敌人两个连，敌人三个团向我反击，战斗是打得很激烈的，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歼灭敌军大部，毙敌师长伍诚仁共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打开了北上通道。但我军也有伤亡，我四军十师师长王友均壮烈牺牲，只有24岁，他是广济县人，是有名的战斗英雄。徐帅二次北上时还到他墓前敬献鲜花和三鞠躬。

右路军占领包座已经是8月底了。在这个期间党中央数次去电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一时说夏河水涨，没有船只不能过河，一会儿又说没有粮食，不能过草地。9月8日来电说，全军有百分之三十的病号，不能丢掉他们，坚持南下，反对北上，还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徐、陈将电报转报中央，中央不同意改变北上的方针。9日晚毛主席问徐的意见，徐说：两军会合了，就不要分开了。10日夜，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从包座出发继续北上。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已转到北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继而向河北、绥远扩展。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已在北方一些大、中城市中开展起来了。还有些爱国军人参加，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党去领导这场斗争。张国焘坚持南下，闹分裂，是一种罪恶行为。以后我还要讲的。毛主席、党中央到达岷县哈达铺后，发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受到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一些爱国人士的拥护。10月初，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部队，胜利地越过六盘山。10月中旬到陕北苏区根据地，红一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红军长征任务。“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主席的这段诗词充分表达了全军同志的喜悦心情，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作为奠基礼，使陕北苏区的发展、全国形势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前途光辉灿烂。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是这样的。

2.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制造分裂，失败是必然的。

毛主席说：南下是绝路。后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9月11日晨，前面部队来电话问，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哨，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问徐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陈也同意，回话“不能打”，这句话很重要，避免了严重的历史后果。中央红军走了，徐总心情十分沉重，陈昌浩在那里发牢骚，徐总躺在床上不言声大哭一场，男儿流泪不平常。当时他要走嘛，陈昌浩不同意，部队也带不动，要带着警员走吧，在感情上也离不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从几百人的游击队带到8万多人的队伍，怎么能离开呢？后来陈昌浩决心南下与左路军会合，他也同意了。徐在他《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说，这是他“犯了终生难忘的错误”。

大约是9月中旬，徐、陈率部从包座出发，走过草地，经毛儿盖、马塘、松冈到党坝与左路军会合了。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旗帜。另立中央的事来得如此突然，其他人都没有精神准备，连支持他的陈昌浩也感到发愕，在会议上没有发言。张国焘看到没有什么人发言，他问朱老总，朱总司令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朱毛在一起多年，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张又问刘帅，刘帅讲了当前形势问题，意思也是要讲团结，张国焘反党行为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徐总在会议上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会后张找徐总谈话，徐说这样做不好，张讲什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事，根本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分裂是不得人心的。会后陈伯钧同志去找张国焘，反对分裂。接着张国焘就免去了刘帅的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红军大学任校长，陈伯钧同志调“红大”任教员。

朱总司令反对分裂，但是为了履行总司令的职责。红军既然南下了，总要找个生存的地方啦，他与徐总商量如何打开南下的通道。在军事行动上两位领导配合得很好。

第一个战役，从10月8日开始，兵分两路纵队，首先攻克绰斯甲，在观音铁索桥，因刘文辉部坚守未能通过。14日我四军渡河成功，沿江右岸前进。12日攻下绥靖，16日攻克丹巴。与此同时，我左纵队于15日攻占崇化，继续向懋功发展，在两河口向杨森部第七旅发起攻击，经三小时战斗，将敌击溃，继续跟踪追击。于16日占抚边，19日击溃杨森部第四旅，占领达维。20日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南逃。我27师连克日龙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这一战役胜利结束，总计击溃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从绰斯甲到丹巴、懋功一带的地形，都是深山峡谷、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取得这一胜利，表现了我军是无坚不摧的英雄部队。

9月底，总卫生部决定，以我们这个医院为主，组成野战医院，跟前方战斗部队行动。10月中旬，我们野战医院从松冈出发，经绰斯甲、绥靖、崇化等地，沿着大金川到丹巴，而后，从丹巴沿着小金川而上，经两河口到懋功。这时已经是10月底了。首先得知，我军中路纵队已于10月24日越过夹金山了，上级要我们暂时住下来，等候通知。

南下第二个战役目的是：要夺取天全、芦山、宝兴、名山、雅安、邛峡、大邑等县。中路纵队于11月1日攻下宝兴，即乘胜进击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沿途共俘敌千余人，缴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在此同时，我左、右两路纵队进展也很顺利。7日，我左路纵队攻占大顺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部队已接近邛峡县，右路纵队攻克金汤后，又溃敌模范师一个旅，11月10日占领天全，随即向敌迂回，协同中路纵队包围芦山。刘湘急令独立旅向名山地区增援，遭我三十军、九军各一部钳住，敌军全部被歼。名山西北王家口镇一个团的守敌亦被全歼。12日，芦山守敌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弃城溃逃，该城被我占领。我军战若雷霆，声威大振。十多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敌5000余人，击落飞机一架。邛峡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广大地区均被我控制，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的态势。

大约是11月六、七号，上面通知我们医院翻越夹金山，先行到宝兴住下再联系。我们经五六天的行军到达宝兴县，这时我军已占领芦山县城，我们到达宝兴县后，打电话请示时，回答说：立即来芦山，这里有伤员等着你们呢。我们到芦山县城西南方向三个村子内住下来，这里有三四十名伤员，由哪个军医院暂时照顾，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这时已经是11月中旬了。

南下第三个战役，还是按原定计划夺取天全、芦山、宝兴、名山、雅安、邛峡、大邑等县为目的。但战斗的发展到“百丈决战”。

第二个战役结束时，成都告急，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大小军阀无不惶恐。我中路纵队继续向名山邛峡地区进击，刘湘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于是调动他的主力王赞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星夜赶赴名山及其东北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阻击红军进击，连同原来的守敌，合计80余团。11月13日我军集中中路纵队全部及右路纵队的四军一部兵力共15个团，向朱家场、太和场发起猛攻。当天溃敌两个团，乘胜前进。16日直下邛峡、名山大路上的百丈镇。再打下去就是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敌人着忙出动六个旅的兵力进行反扑，经半日的激战，被三十军和九军击退。九军二十七师乘胜沿着百丈通往邛峡大路进击，势如破竹，经七十五团一营一连破敌碉堡200多个，当天下午攻占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由于敌人沿邛、名公路纵深配备，碉堡林立，兵力集中，我军继续出进不利，徐总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主力向百丈左右靠近，由九十三师围攻名山，三十二军向名山至洪雅大路出击，吸引邛峡方向的援军出动。十九日拂晓，敌十八个旅从东、北、南三面向我进攻，拉开了百丈决战的战幕。据俘虏称：刘湘下了死令，要川军拼死夺回百丈，援救名山守敌，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战斗一打响敌人集中强大炮火，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10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战火硝烟，刀光血影，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敌我双方殊死搏斗。

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是丘陵、山沟、水田，战斗一开始，徐总亲临前线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三十军指挥所见到李先念等同志，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清楚地看到刘湘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如果我军顶住敌攻势，歼敌一部，有可能顺利转入反攻，直下岷江两岸。当时敌机对我前沿和纵深轮番轰炸，威胁甚大，伤亡很大。我军坚守月儿山、胡大林、黑竹关至百丈公路沿线一带，与敌反复拉锯，血战三昼夜，敌用六个旅的兵力，企图进占百丈，在我几十挺轻机枪扫射下，整营整连的敌军被击毙在稻田内，横七竖八的倒下一大片。但因交通方便，敌人调兵迅速，后继力量不断增加，攻势并未减弱，21日，我黑竹关前锋部队被迫后撤，敌人跟踪追击。22日百丈被突入，我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徐总到百丈街上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拼搏，打得十分英勇，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的同志亦坚持战斗，拉下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恶战，打了7天7夜，我军共击毙伤敌人15000余人，自身伤亡近万人。敌我双方打得筋疲力尽的地步。战局没有打开，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又从南面压上来了，敌我力量悬殊，持久相持对我不利。我们放弃原定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我右路纵队四军在荥经方向遭薛岳部进攻，因敌众我寡，被敌突进，部队遂步撤至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敌对峙，我军遭到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要南下或东进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军百丈失利的教训，有其他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碰壁。百丈决战失利，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与敌相持，准备过冬。这时我军广大指战员则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在百丈战斗中，我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几天之内给我们医院送来了400多名重伤员，轻伤员各军卫生部都留下了。当时的困难很多，主要是：一是吃饭问题很难解决。当时芦山县人口大约是3万多（解放初才是6万余人，现在有15万人），红军总部、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机关和直属部队都住这个县内，伤员来了也主要是吃稀粥；二是血衣都换不下来，只有一个被单，底下垫的稻草、盖的还是稻草；三是医药纱布也不够用。伤员又哭又闹又骂娘，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伤员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我实在没有办法才去找总供给部要求帮助。当时的供给部长是倪志亮，他不但不解决问题还骂人，就吵了一场。但供给部的那些科长我都认识，他们也同情我的难处，他们说还有些白洋、大烟土和布匹，我请他们转告倪部长说我不能回去了，叫伤员来找他吧！那些科长做了一些工作，最后给了一些白洋，几包大烟土和两捆白布还给了一头骡子，我就回到医院了。这一年天气又特别反常，这个地方一般年份是不下雪的，可是这年冬天连续下了10来天的雪，粮食问题在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帮助下解决了一些，我们也向群众买点，有钱还可买点菜和肉类的物品，伤员生活有些改善。从1935年11月中旬到1936年2月上旬，已有一百七八十名伤员基本上恢复了健康，出院了。回到原来部队，有的回到原来军卫生院。在野战医院内还有二百六七十位伤员，困难问题并未解决。这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困难处境是分不开的。

3.回头北上，是党的正确路线和团结方针的胜利。

正当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处境困难的时候，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及时传来，给全军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力量，这是一个转折关头，在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露骨的侵略，我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白区党组织的英勇奋斗，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10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其势如波涛汹涌，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华民族要保卫祖国的伟大决心。这时，共产国际派张浩同志回到陕北与党中央取得联系。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确定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策略、路线。不久即将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和张浩回国的消息向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作了通报。张国焘虽然挂起了分裂的伪党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既没有按照党规党法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又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隶属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生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斯大林绝不会轻易否定他们的。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朱总司令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他不敢为所欲为。朱总司令对张国焘的斗争方法是心平气和的，以理服人，一只手抓斗争，一只手抓团结。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劝朱德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全党的唯一领导。两个人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他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什么事也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因而张国焘心内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徐总南下以来一直是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几次劝说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但他不听，气得徐总常常借有病不去参加总部的会议。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消息传开后，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我军南下的碰壁成了鲜明对比。同志们纷纷议论，还是中央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北上才好。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内发慌，特别是张浩的来电，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的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谋求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大家还是老主意取消这里的中央，其他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12月决议要点，在讨论中，到会的领导同志都认为党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转变，受到很大鼓舞，在发言中均表示应在新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除表示同意党中央的新的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当时确定我军战略方针亦迫在眉睫，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

2月上旬，敌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我军粮、弹缺乏，打得十分艰苦。经一周激战，被迫撤出天全、芦山。面对敌人的重兵压迫，我们准备陆续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道孚、炉霍转移，这时中央来电指出，曾得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我们选择：第一方案为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第一步抵川北，第二步抵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其他两个方案不说了）党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总部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红军主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关于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具体行动视发展情况再作决定。方面军总部制定了进军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以九十一师两个团在达维等地区牵制东南之敌，而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进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争取在这一地区进行修整补充，筹集粮食和物资，伺机北上。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方针，至此宣告破产。

这样北上方针已定下来，我们心中也有底了。后来，在当年6月上旬，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取消了他那个中央，成立西北局。党中央于7月27日批准西北局的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同志任副书记。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也是党的正确路线和团结方针的胜利。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了。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从炉霍去甘孜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同志，共商北上大事。从此一些大的问题，在当时来说是基本上解决了，但要到达目的地还有很长的一段艰难的路程。

“有再大的困难也要跟党走。”这句话，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深受教育，也不会忘记的。当时要北上会师已经是明确了的。但是有一段很长的艰难路程，如果没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和毅力，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1936年2月初通知我们准备干粮撤到大金县（绥靖）沙尔尼村，总卫生部在那里。当时我们医院内有伤员250余人，连同医院内工作人员有450余人。从芦山带着伤员到那里，要走20来天，就是每人每天按半斤粮计算，也要4500斤。当时，吃饭也很困难，敌人已开始向天全、芦山进攻了，费了最大的劲，也只搞到2000多斤粮食，平均每人只有四五斤干粮，医院内还有十几名重伤员，没有干粮，没有担架，怎么能带走呢？当时还有点钱和大烟土，能不能找些关系就地安排？与这些重伤员讲讲情况，与他们商量。大家都说不行，有再大的困难也要跟党走。

这时已经是2月中旬了，敌人已经打到芦山城附近，总部来人催我们快走，由独立师掩护你们。院内几个负责同志研究，我们一起动身，分为三个梯队走，院长带第一梯队，凡是能走得快点的伤员，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都跟第一梯队走，争取早日到达目的地。第二梯队由政治处主任负责带一个所的班子和大部分伤员走，决定由我垫后带一个班的武装员负责收容掉队伤员。我们起身时，战斗打得很激烈，再也不能经过芦山县城到宝兴翻越夹金山了（那里也是雪山，比较低点）。只好沿着一条河向西北方向翻越夹金山。这条河沟很长，都是原始森林，原来是没有路的，因为有一部分西进的主力部队是从这里走过的一条小道，我们沿着这条小道走了五六天，才走上雪山顶。一路上是在雪松树下过夜的。那时还在下雪，当我走上雪山顶上，看见躺倒一大片长眠在雪山顶上的同志们，心情十分难过，其中有位炊事员还背着一口大锅去世了，腰带上还插着一个旱烟袋，年龄大约40岁，我是总务科长，深知在行军中最辛苦的是炊事员。他死了，还背着一口大铁锅，我心里不能忍受。我去把他背着的那口大锅搞下来，想让他平卧着，但尸体已经僵硬了，还是让他侧卧着吧。这里是夹金山最高的地方。我带的一些同志中也有几位同志因山高缺氧怎么也走不动，我那时还年轻，不到24岁，身体也好，和其他几个身体好的同志拉的拉、推的推，把他们推上山顶，只要拉上雪山顶了，因为雪山顶的北面很陡，都是风化石子，往下一推，慢慢地就溜下去了，只要溜到长草的地方就没有事了。最后我们也不行了，嘴唇也都发乌了，人也没有力气了。

翻过雪山后，我估计敌人不会来的，我叫掩护我们的独立师的同志往前走。因为我带的20来位伤员伤情比较重，干粮又少，走一会儿就要休息，不要把独立师的队伍也拖垮了。过了雪山也没有人烟，只好一面搞点吃的（主要是野菜，个人还有1斤干粮，有时还打个野物），一面慢慢走，走到懋功与丹巴中间路上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店（没有群众），遇见一个汉族老人，我找他谈了谈情况，他说你们要走丹巴到大金县，那什么吃的也没有，因为大批部队都从这里走过去的。你们要从这里翻过山到崇化再去大金县，还可能搞点吃的。这座山不太高，山中有些独居户，都是汉人，是旧政府的一些逃犯。我们研究就从这里走，能搞点吃的，比什么都好，就要他给我们带路，最后他答应了。第一天走到半山中，在一家独居户内住下，这位老人大声叫喊，就回来了一个老头，见了面，我向他讲了我们的情况，他很同情，他也诉了旧政府和地主恶霸的苦。全家人都回来了，给我们吃了一餐饱饭。他们都吸大烟，我给他们一点大烟土，他们给我们一些粮食。经过三天的时间，翻过了这座大山到达崇化，而后由崇化出发到达大金县沙尔尼。经过20多天的行军，我们医院的伤员和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到沙尔尼后，总卫生部早已去炉霍了。只有个留守处，主任是徐立清（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他们只有20余人。我们到后，他把20个伤员也交给我们了。这时已经是3月初了。我们在沙尔尼住了4个来月，主要问题还是搞不到粮食，吃饭困难问题不好解决。因为反动土司头人的煽动，群众都走了，把粮食和牛羊转到深山老林里去了。我们只好去深山老林里去找群众买点粮食和牛羊。老实说他的粮食牛羊也不多，我们也不能多要啦。有时上山打点野物、下河抓点鱼，主要还是把野菜与粮食煮在一起，连汤带水度时光。在那里从来没有吃过一餐像样的干饭。就是这样，在4个来月的时间内，绝大多数的伤员恢复了健康，先后都送给五军团安排了工作。那时三十三军与五军合编为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到当年6月下旬，我们医院内只有伤员20来个同志，工作人员180余名，共计200余名。也是6月下旬通知我们准备干粮北上，每人要30斤干粮，当时有两件事要办的，一是有七、八名重伤员没有办法带走，要找关系安置好，由政治处负责。他们上山到喇嘛寺，找喇嘛商量，经反复商谈，他们同意保护，重伤员也同意，因为喇嘛是佛教头，只要他们同意了，是不能杀生的。再说我们也给了他们一些钱和大烟土。二是准备干粮问题。我们到好几处深山老林里找群众买粮，当时我们还有点白洋和大烟土，经过好说歹说，他们卖给我们一点粮食和几头牛羊。临起身前，我们每个人平均不到20斤干粮，其中每个人有二三斤牛肉干，十五、六斤面粉，这些面粉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半是粮食，一半是没有成熟的小梨。把它晒干与粮食一起磨成粉子。7月初，我军开始北上，分为三路纵队，集结在道孚、炉霍一带的部队，由徐总率领为中路纵队。7月2日出发先行北上，经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8月5日到达包座地区，9日占领腊子口，10日到达哈达铺，集结在甘孜地区的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为左路纵队，由朱总司令率领，7月3日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五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路纵队，由董振堂军长率领，经卓克基、马塘、毛儿盖向包座前进。董军长对我们医院很关心，要我们前走，他们在后。我们大约是7月5、6号动身的（动身前经院内负责同志研究，总务科没有钱和大烟土，账本也都烧了）。由于我们长期缺粮，身体都不太好，带的干粮又少，从沙尔尼动身，经卓克基、马塘到毛儿盖就走了20来天，一路上一点粮食也没有搞到，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搞到，只靠带的那点干粮和野菜充饥，因为我是总务科长，分的干粮最少，大约有10来斤，到毛儿盖我一点干粮也没有，全靠同志们的帮助走过了所有大山，走到草地边沿，我再也走不动了。在我身边的同志，我叫他们前走，走过草地就好了，有的同志听话就前走了，有三个同志就是不走，他们是：石显贵同志，他还健在（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个是给我背文件箱子的老杨，还有个跟我当了三年多的勤务员，他们两人都到西路军去了，情况不明。一路上全靠石显贵同志的帮助，他带着一袋盐巴，有点盐巴，煮野菜也好吃些。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政治部派人到草地收容掉队人员。这个带队的干部我认识，他原来在总医院政治部工作，我那时也在总医院工作。他把我们接出草地，送到中包座，我们医院的同志都在这里集中，总政治部要我们暂时住在这里，为掉队人员治病。

到中包座后，还可以到地内捡些麦穗，搓出麦子再把麦子炒熟，然后煮着吃。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上面通知我们说：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要路过你们那里，大家又高兴，又感到没有什么招待，发动大家到地内去捡麦穗，把麦子炒好，还有点牛肉，把炒好了的整麦子加点牛肉（很少的一点）煮了几盆子。贺老总、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来了，我们医院几个负责人去迎接他们，并留他们吃饭，并担了几洗脸盆子自己烧在碗内吃，都说很好吃，我们也很高兴，贺老总是我们很早就知道的名人，第一次见到红二方面军的这么多的领导人，是我们终生不会忘记的大事。总政在上包座有个收容站，他们从草地收容来的掉队人员就送到我们医院治疗。其实只要有吃的就没有病，只要他们身体好点，就分批送走。完成了任务后，我们就到岷县三十里铺附近一个村子里向总卫生部报到，这时也已经是8月下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