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了，开展一些纪念活动，我认为是必要的。不忘记过去，发扬红军优良传统、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以及克服我们前进中的一些困难，是有重要意义的。三个月前，老干部局局长对我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部内准备开个座谈会，要我发个言。当时我说过，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因为在当时我是一般干部，尤其是1932年正月十七日，我被打（成）改组派关了8个月，鄂豫皖苏区反四次“围剿”时（我被放出来），放出来后也是做苦工，先是抬电台，而后抬大炮，最后担药箱子。直至到四川通江县毛裕镇，才说我是政治上没有问题，给点工作做，又不在重要部门工作，知道的情况很少。再说红军长征的起点是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反五次“围剿”时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开始西征。我是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过了草地后，到了红二方面军工作，不了解红军长征全过程，所以说，没有什么可讲的。回家后，想了想，开展纪念活动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教育吗！不讲，也应该回忆回忆过去，回忆过去就是对自己的教育。两个多月来，我对这一段情况做了反复地回忆，也摸着把它写出来了。因为我是分段采取纪实的方法写出来的，没有条理，很琐碎，文字很长，就是能念稿子的话，也要三四个钟头，开座谈会，还能讲这么长的话吗？所以我不想讲了，留下来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要讲也只能讲点大意吧。

（一）离别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敌人的优势兵力的压迫；二是苏区经济已经是“民穷财尽”；三是1935年1月份中央来电，要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四分五裂，同时也反对蒋介石染指四川。这是红军入川立足、生存、发展的条件。由于有川陕人民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从1932年底（即腊月中旬）入川时的1万多人到1935年3月底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经过“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苏区扩大到有7个县在我们手里（按现在的建制是9个县城）。1933年7、8月间，我军攻打刘存厚战役占领了绥定府（达县），这时，我是野战医院的总务科长，并代表总医院参加绥定城内没收委员会的工作，因为伤员来得多，我不能在那里多待，五六天我就回医院了，我去的主要任务是将没收的药品、医疗器械运回来，交给总医院就了事，其他我就不管了。绥定城内东西不少，我军打进城内，刘存厚才渡河到南面宝塔山上，望着城内大哭一场（这是俘虏兵说的）。城内有兵工厂、造币厂，白洋、大烟土都是用粮食仓库装得满满的。打击刘存厚的战役未完，“六路围攻”开始了，这时川军有很大的变化，由内乱转向联合剿共，刘湘也想趁机夺取川军的领导权，为了称王，要找顶皇冠戴上才合法，他与蒋介石的秘密勾结，蒋介石这时正在策划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正合他的心意，把川军抓在自己的手里，妄图消灭红四方面军，下令加封刘湘为川军剿共总司令。并派他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特务曾扩情，入川参加刘湘的就职典礼，并调拨了一批军用物资和经费支援。“六路围攻”开始了，我们野战医院从绥定地区转移到江口镇（现平昌县城），在这里住了20多天，前方部队撤到了江口镇附近，我们撤到了江口镇以北的一个集镇（在山梁顶上），在那里住了一个来月。而后，我们又撤到了通江县毛裕镇，这时大约12月间，天气很冷，在毛裕镇只住了几天。一是跟伤病员休息几天，二是把掉队的伤病员接来。最后从毛裕镇到总医院，他们住在王坪（江口镇以北）。在那里去世的同志不少啦，现在四川有些青年不忘记烈士，还去王坪扫墓。我们到王坪总医院后，院长周光坦找我们谈话说：“你们野战医院这个班子不能解散，改为六分院。到洪口西山找几个村子住下，把重伤员留在总医院，轻伤员带走，把总医院的轻伤员也带去一部分。东西战线打得很激烈，徐总指挥在那里前线指挥，主要敌人是刘湘主力王陵基的部队，西面、南面的敌人是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的部队，由王树声副总指挥在那里指挥战斗，你们要准备接受大量伤员，总医院现在压力很大，你们要为我们负担一点。”

我们奉令带着300余名轻伤员来到洪口镇西面半山中几个村子里住下来。四军军部驻在洪口镇，他们的一批伤员也要交给我们。从这时起，吃饭问题一天比一天困难了。当地干部为我们解决粮食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是一餐干的、两餐稀的，这些粮食都是从群众口内挤出来的呀。他们也吃不饱，要靠找野菜来补充。川陕苏区人民对自己的子弟兵的照顾不能忘记呀，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很难度过的。

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这个战役打得最艰苦，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这是第一次。刘湘任川军剿共总司令后，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集中了140个团，不下25万人，兵分六路，向川陕苏区进攻。我军由外线进攻转为内线防御，从1933年10月起，整整打了10个月才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共歼敌8万余人，我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2万余人，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后，苏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且难以恢复。这时，要人没有人，要粮没有粮，已经走到“民穷财尽”地步。一是我军入川后打了不少的仗，两次大的战役，都是在苏区内地打的，受到的破坏很严重，尤其是“六路围攻”，25万敌军，打到哪里就烧杀抢夺到哪里；二是张国焘执行的是王明那一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地主采取肉体消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私人工商业一律没收，俘虏政策只要兵、不要官。”树敌过多，甚至影响到成都、重庆一些地方有钱人也准备逃离四川，把有些能够为我们做朋友的人都推到敌人那边去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开始西征时，蒋介石妄图对红军采取各个击破，阻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他亲自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剿，同时命令刘湘以川军为主，发动川陕会剿，消灭红四方面军。1934年10月22日，刘湘召开会议，决定组织200个团的兵力进行川陕会剿。当时我们的口号是“集中一切力量，冲破川陕会剿，用战胜刘湘的精神去战胜蒋介石”。12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毛裕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800余人，（这）是一次政治建军会议。会议上有张国焘的政治形势报告、陈昌浩的政治工作报告、徐总指挥的粉碎“六路围攻”的经验总结报告。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会议上给一些有战功的团和连队以及个人发了奖旗、奖状，发奖旗的是：七十三团是“攻如猛虎”，七十五团是“守如泰山”，二六三团是“钢军”奖，二六五团是“夜老虎”，二七四团是“夜袭长胜军”，二九六团是“百发百中”奖等等。个人奖，每个人发了一块红布，对大家也是很大的鼓舞。这次会议能不断传来消息，感到兴奋，同时也传来中央红军西征的一些消息，不过尽说的是如何如何的胜利。我们是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时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剿”而急行军到四川的，吃过苦头，也想得到中央红军这时是很困难的。1935年1月中旬，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不久来电要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总部在清江渡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由徐帅主持，师以上干部参加，重点讨论战略方针问题，部署战斗任务。讨论的结果是，先打胡宗南部，拿下广元、昭化，以策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行动。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已进驻广元、昭化，控制了嘉陵江以北地区，邓锡侯部控制着嘉陵江以南地区。上官云相带领两个师（47、54师）入川，已经抵万县、奉节，而后向北进发，配合刘湘主力向万源、城口进攻。我军集中18个团的兵力，于1月20日开始向广元、昭化进攻。29日，这次战役结束，两个县城都没有攻下。但周围的据点都被我军拔掉，双方都有些伤亡，这个战役只能说是打了个平手。

1935年1月下旬，我们医院奉令从洪口地区搬到通江县涪阳坝，说是为了接收广、昭战役的伤员，后来事实上也是我们离别川陕根据地的第一步。我们医院到达涪阳坝后，怎么老不见前方有人送来伤员呢？后来才知道，徐总在前方接到中央1月24日的来电，他跑回旺苍坝总部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电示，会议决定：集中全力渡过嘉陵江，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并决定放弃城口、万源等地，逐步向西转移，还决定抽调一部分军队秘密造船，同时抽调一部分兵力发动陕南战役：一是要教训孙蔚如。为什么要教训他呢？原来他与我们有个秘密协定，互不侵犯，川军“六路围攻”时，他也参加了。搞得我背后损失不小。二是吸引胡宗南部队北上，2月初集中12个团的兵力，北出宁强。2月3日占领宁强县城，2月5日从宁强县兵分三路向东北方向前进。这时，胡宗南怕我军抄了他的后方，即甘南地区。就从广元、昭化撤军了，由邓锡侯接防。孙蔚如看到我军兵分三路向东北方向进军时，他有点害怕了。如果我们占领了汉中地区，他可吃不消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停止向汉中进攻，但你不能来参加刘湘的川陕会剿，并将俘虏孙部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全部放回去了。徐总帅说：“这场战役是虚放了一枪。”但是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在陕南扩大红军一千几百人，而后撤出了陕南。

也是在2月中旬，总医院的伤病员陆续分批分批地来到涪阳坝，其他分医院伤病员也送来了。解决吃饭问题很紧张，搞不到粮食。不几天，总医院领导人也来了，对我们说：“我军可能要打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不能在这里等着挨打呀，这里没有饭吃，怎么能打仗呢？并说：我们先到旺苍坝，你们几个分院分段负责把伤员转到旺苍坝，到那时再研究；你们这几天压力很大，很辛苦，前面安排好了，你们就分批分批地把伤病员转走。”总院领导同志。一到旺苍坝就来电话，要我们把轻伤员组成连队，先来旺苍坝，转到各军去，接着又来电话，说前面已安排好了。2月底，我们开始转运伤病员，涪阳坝是个比较大的平坝子，周围村子比较多，各村男女老少齐动员。3月10日左右，把近千名伤病员转运走了，总医院通知我们到南江县两河口镇住下来，负责转运伤病员的任务。在这里我能听到强渡嘉陵江的消息，3月28日下达渡江命令，4月28日结束。经过24天的争夺战，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彰明、北川等9座县城，共歼敌12个多团1万余人。战果是辉煌的，但是由于张国焘的犹豫不决，未能乘胜追击，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未能达到战役的预期目的。

4月底，我们在两河口完成了转运伤员的任务，到旺苍坝总医院报到。总医院住在旺苍坝镇南面几个村子里，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天，也到镇内去看了一下，看到有大搬家的样子，总医院院长周光坦找我们谈话，要我们渡过嘉陵江，经剑阁到中坝与北川之间的两河口住下来，负责接转后面去的伤病员。我们奉命从广元（城内还住有敌人，在我军包围之下，他们不敢出来）渡过嘉陵江，沿着剑门关的通道前进，这条通道是一条峡谷地段，有的地段是在悬崖峭壁上用人工打通的小道。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段路大概也在其中吧。抬头看剑门关，可能是用人工劈开的一座石门，在当时看，既雄伟，又险要。如果从北面攻关，那是很困难的，我军从南面攻下剑门关的，南面不险要。我们爬上剑门关时，大家很疲劳，在那里休息了十几分钟，有的躺在地下，有的坐着吃干粮。我在那里远望川陕苏区，望也望不着，不由人思绪万千：我们入川到现在，已经是两年零四个月了，川陕苏区人民为我们这支队伍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代价，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今我们要离别了，但心不能离开呀，何时才能回来看看呢？永远不能忘记川陕苏区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照顾啊！

走下剑门关后，我们在剑阁县城外一个村子里住了一个晚上。而后从中坝与江油县城中间穿过去，到达两河口镇住下来，想方设法做好准备，接受后面来的伤病员。这时已经是5月7、8日了。